農村如此，城市亦然，農民如此，市民亦然，凡市場之手觸及之所，莫不如此。由於不斷去組織化，導致基層社會組織渙散、黨組織渙散，宗教、邪惡勢力便乘虛而入。由於聽任市場調節，一端是財富積累，一端是貧困積累，如此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階級對立日趨明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和諧社會”的粉飾成本不斷提高。
社會是關於認同、關於共同體自我觀念和個體確定自己為其中一員的概念。“社會領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認同。”⑩對共同體的認同，也意味著對共同體政權合法性的認同，這種強烈的認同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體的國家觀念，並內在地形成了一個國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礎。如果沒有大眾的社會認同，作為共同體的國家也難以長治久安。今日中國，在“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推來搡去之下，社會人蛻變為經濟人，人的自我、傳統、政治認同感日趨缺失，社會不斷被去組織化、去階級化、碎片化，呈現出一盤散沙的面貌。
經濟安全：去工業化在加速，金融危機迫在眉睫
一個時期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大經濟威脅，應當是不斷喪失的貨幣主權——人民幣發行權以及定價權。人民幣發行與定價表面上是由中國人民銀行說了算，實質上，入境的美元佔款佔人民幣基礎發行的80%左右（即人民幣被動發行與自主發行4:1），中國將人民幣與美元挂鉤，加上美國的“匯率操縱國”大棒，決定了匯率價格實際由美聯儲決定。人民幣貌似是獨立的主權貨幣，但實際上是一類美元化貨幣，即一種美元券。在這種情勢下，倘若人民幣國際化走得越遠，力度越大，那麼在“美元陷阱”中就會陷得越深。今日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系列之困”，包括令實體經濟難以存活的高利率，其重要源頭就是喪失了貨幣主權。貨幣主權喪失，直接威脅到中國工業化的進程，進而威脅國家現代化（四個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貨幣主權喪失，最終將中國置於金融與經濟危機的邊緣。
當今，在太平洋兩岸，中國客觀上“去工業化”與美國主觀上“再工業化”構成世界經濟最獨特的風景。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痛定思痛，推出“再工業化”國家戰略，搶佔國際分工高端的商機。通過“量化寬鬆”超常規貨幣政策，釋放出充裕而廉價資金，以收購世界高新企業，振興美國制造業。金融危機前，美國掌控世界24%的高新企業，如今的份額已上升到70%，從而為美國贏得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契機。與此同時，中國自由主義者憑借當前中國的產能過剩，以及相關主要經濟指標（如工業產值佔國民經濟的比重）來判斷中國工業化已經完成，在產業升級、結構調整無望的情勢下，積極推動城鎮化、信息化與金融化，即以“去工業化”來促進國民經濟（實質是GDP）的增長。
國家主義者認為，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灣內所有的船。今日西方的發達關鍵在於經歷了成功的工業化﹔拉美、東南亞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這些國家受到自由主義海妖的“華盛頓共識”歌聲的誘惑，不斷擴大開放。過度開放導致民族主導產業喪失，進而被跨國壟斷資本控制，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斷。如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甚囂塵上，“華盛頓共識”在中國財經界很有市場，市場化私有化改革以及自由化國際化開放，令中國主導產業不斷為跨國壟斷資本掌控，在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長期無望的情勢下，自由主義學者開出了大搞自貿區、發展服務業、促進虛擬經濟發展的藥方，去工業化的聲勢越來越大，中國正面臨工業化中斷的危險與威脅。
西方國家的經驗與拉美等國的教訓表明，在保持主權獨立前提下，唯有經歷成功的工業化方可徹底改變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面貌，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今天以及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中國的核心問題是集中有限資源，促進產業升級，實現經濟轉型，最終鍛造成一個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去工業化，並誘導中國走“新四化”（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與國際化）道路，是西方敵對勢力、國內買辦勢力孜孜以求的目標。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表明，推進中國工業化的核心力量是國有企業，削弱與干掉中國的國有企業，將使中國脫離工業化軌道。而一旦中國脫離工業化軌道，極有可能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附庸化，即“西化與分化陷阱”。全球化下今天的中國，沒有國企就沒有工業化，沒有工業化就沒有現代化。
多年來，跨國壟斷資本通過不公正的國際分工、不等價的貿易交換，經由知識產權盤剝、中資境外上市等途徑，近乎榨干了“中國制造”。在今天的中國，跨國壟斷資本利用30%的資產掌控約50%的股權，謀取接近80%的利潤。在中國努力擺脫依附、實現自主發展的當下，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正磨刀霍霍，極盡各種金融手段洗劫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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