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標注現代化的新高度

　　（一）繁花滿樹，逶迤而來的春光，並未驅散這個世界接踵而至的挑戰。

　　從紛紛擾擾的東亞地緣政治博弈，到跌宕起伏的克裡米亞局勢，再到牽動人心的馬航航班失聯，全球化正在將人類文明這艘大船帶向一片未知海域。新的秩序在萌動，新的力量在生長，新的矛盾在產生，新的挑戰在積聚。在這樣一個時代，每個國家都需思考：如何為我們的世界增添更多確定性？

　　今年年初，預測世界經濟前景時，就有專家斷言“最大的問題或許是，中國未來會發生什麼”，並認定“全世界都將受益於中國的改革舉措”。不久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啟的訪歐之旅，再度為國際社會廣泛矚目，相對於“習外交”耳目一新的豐富內涵，改革的旋律在“歐洲坐標”中反復閃現。一個新興大國活力四溢的氣度、豪情萬丈的雄心，為憂心忡忡的世界注入信心：為什麼不能用更進取的行為，改寫人類不確定的命運？

　　毫無疑問，世界上最難的是改變，因為改變意味著放棄陳規、丟掉積習、甚至犧牲自我，因此它考驗勇氣、磨礪信念，也衡量擔當。對於視改革為時代精神的中國而言，在慨然行進35年后，之所以選擇用全面深化改革來突破新的歷史隘口，正是希望為破浪前行的中國航船，尋找一片更為開闊的水域，為風雲變幻的世界版圖，構筑一塊更為堅實的地基。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去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這場意義深遠的變革所企望達到的“總目標”，從制度、改革、現代化三個維度，給出了撬動中國發展的“總支點”。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提升到治理現代化的高度，將制度的完善與發展熔鑄為改革的總目標，這樣的跨越，不僅是一個充滿戰略意義的改革擘畫，更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頂層設計，甚至是人類制度文明一段富有勇氣的征程。

　　從時間表倒數最緊迫的事項改起，從老百姓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從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伴隨著總目標的確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迅速拉開。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全新境界。

　　（二）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總目標？

　　“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我們改革要達到的目的。”回望改革開放歷程，趕上時代的迫切要求，決定了中國改革的現代化指向。從“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到“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當代中國的辭典裡，“現代化”與“改革”始終緊密相連。改革開放的本質，正是在黨的領導下，推動社會主義中國跟上現代化的時代潮流。而對現代化的理解，我們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十年裡，我們講過很多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在人們心目中，似乎隻要把這些現代化拼接起來，一個現代化國家就自然而然地誕生了。

　　可是，靠什麼推進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一旦落到實踐層面，很多問題就冒了出來。單槍匹馬的改革“新星”縱有三頭六臂，也難以化解眾多積重難返的矛盾﹔那些靈機一動的“點子”即使能救活一個產品一家工廠，也終不可與成熟的創新機制同日而語﹔而離開了嚴密規范的制度設計和執行，“一放就靈”“一包就靈”的神話，很快就會褪色失靈。不斷深入的改革實踐中，我們黨深刻認識到，“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社會制度是現代化變革的關鍵性因素，隻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現代化才能平穩持續地向前推進。

　　如果說，漸進式的路徑選擇，“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方式，決定了我們之前的改革往往是自發、零散和獨立進行的，那麼改革走到今天，各項改革舉措的關聯性、耦合性越來越強，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構建起一整套更加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已成當務之急。

　　如果說，當年的改革更多是由嚴峻的形勢所倒逼，其核心任務是克服那些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那麼今天的改革，更需要從治理結構、治理機制、治理理念、治理效率等更深的層面上全方位優化，解決好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現代化問題。

　　如果說，過去我們對制度建設和制度執行能力的要求時常是不平衡的，或是在執行環節重視不夠，或是忽視了對制度科學性規范性的要求，那麼到今天，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機結合、共同完善，已是勢在必行。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越高，對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現代化作為繼“四個現代化”后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是改革進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觀要求，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