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標注現代化的新高度

　　（三）對於一個在現代化道路上奮力追趕的國家來說，這無疑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悠久的文化傳統、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社會主義的制度體系，決定了中國必須成為創新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重要參與者。這是我們准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視角。從改革的進程中去觀照，用廣闊的歷史眼光來審視，放在我國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中去衡量，我們才能洞悉其深刻內涵、把握其重要意義。

　　縱觀社會主義誕生以來的歷史過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這樣的全新社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實踐和探索。無論是巴黎公社的街堡，還是共產國際的戰歌，都未能讓馬克思、恩格斯經歷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從拉茲裡夫湖畔奮筆疾書《國家與革命》，到打響攻佔冬宮的第一槍，列寧領導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創立，卻尚未深入探索就溘然長逝了。有英勇抗擊納粹的壯舉，有黨內大清洗的悲劇，也有腐敗愈演愈烈的積弊，蘇聯在其70多年治理歷程中曾寫下輝煌一頁，但由於沒能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日積月累、積重難返，最終難以逆轉國亡政息的命運，留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筆。

　　從中國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看，實現這樣的總目標更具復雜性和緊迫性。自漢唐治世到康乾盛景，中國的國家治理水平曾代表一個時代的頂峰。然而自商鞅廢井田、立郡縣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社會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君主專制制度始終沒有改變。當歐美國家爭相改制圖強之時，中國卻如同一頭沉睡的雄獅，固守於宗法祖制，與治理現代化的浪潮失之交臂。武昌城頭辛亥革命的槍聲，擊碎了綿延2000年的封建王朝，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但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種種國家治理體系的方案都在現實中敗下陣來。直到新中國的成立，才結束了一百多年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百年夢想，並在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成果，終於找到了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路徑。

　　“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回望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的光輝歷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改革，到今天，我國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走過前半程﹔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便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早在1992年，鄧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而今，站在新的歷史方位，落實這一戰略構想恰逢其時。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標注現代化的新高度，成為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四）“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制度的設計必須適應時代的變化，治理的腳步需要跟上發展的節拍。獲得這樣的認識並不算難，難的是何謂“適應”、怎樣“跟上”？

　　改革的歷史，就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制度演進史、治理完善史。短短1/3個世紀裡，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面對長期執政下的挑戰，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推進黨的領導體制逐步規范化、制度化。適應人民群眾不斷增強的權利意識，我們推進基層群眾自治，完善信息公開機制，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開辟新渠道。面對社會轉型的矛盾凸顯、利益分化，我們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建設生態文明……這些大刀闊斧的改革，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夯實基礎，對完善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治理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而今，我們又提出了更高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一個總攬全局的發展目標，也是一項極為宏大的系統工程。它意味著體制機制和治理方式必須向著現代化艱難轉身，要求我們必須把握好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制度自信與深化改革、價值體系與治理體系這幾對重要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