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國家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歷史演進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西方國家對於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和實踐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梳理這一過程，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
１７７６年，亞當• 斯密出版了著名的《國富論》，提出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指市場）能使社會資源分配達到最佳狀態，此后直至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市場經濟都是由斯密學說主導的完全自由市場經濟時代。人們崇尚市場對經濟的自發調節功能和作用，主張市場機制的自由運行。斯密學說主張個人主義、財產私有制和經濟自由，認為政府不應干預經濟活動，而應該讓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進行經濟活動，政府隻需要保障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馬歇爾進一步完善了斯密的自由經濟學說，強調個人效用，形成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是一架完全可以自動調節的機器，能夠自行解決各種矛盾。但是實踐並沒有按照他們的設想而發展。在完全自由市場經濟時代的西方社會裡，勞動者過著悲慘的生活，“看不見的手”並沒有自發地去增加貧苦人民的福利，而是使他們的境遇更加悲慘。從１９世紀到２０世紀初，工人運動此起彼伏。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的大危機，更是終結了自由市場的神話，它不僅重創了資本主義經濟，而且証明市場經濟並不能自發實現均衡。
在這一社會背景下，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理論應運而生。凱恩斯論証了國家干預經濟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較具體的目標，創立了宏觀經濟學。凱恩斯提出的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核心調控經濟運行的思想成為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凱恩斯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偏好三大心理規律。由於這些規律的存在，必然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因此，資本主義市場中不存在一個能把私人利益轉化為社會利益的“看不見的手”，資本主義危機和失業不可能消除，隻有依靠“看得見的手”即政府對經濟的全面干預，資本主義國家才能擺脫經濟蕭條和失業問題。為此，凱恩斯主張政府通過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來達到充分就業。他主張政府採取擴大公共工程等方面的開支，增加貨幣供應量，實行赤字預算來刺激國民經濟活動，以增加國民收入，實現充分就業。具體而言就是在經濟衰退時，政府應該擴大開支和實行減稅，搞赤字財政和發行公債以擴大需求﹔在經濟過熱時，政府則緊縮開支和增稅，以減少需求。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減少了失業，促進了經濟增長，使西方世界經歷了長達２５年之久的“繁榮”。西方國家市場經濟也演化出各具特色的模式，如前述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以德國和瑞典為代表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以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等。
但是，長期推行膨脹性經濟政策導致了通貨膨脹和國債大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在石油危機的沖擊下，西方許多國家出現了程度不同的“滯脹”，使凱恩斯主義不得不退出“官方經濟學”寶座，讓位於新保守主義經濟學。即使如此，在各國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弗裡德曼創立的貨幣主義學派從一開始就批評凱恩斯主義的膨脹性財政政策，反對利用國家政權干預資本主義經濟，主張實行貨幣主義、自由經濟來解決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危機。隨著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滯脹”經濟現象的出現，貨幣主義學派開始廣泛地受到重視。其基本觀點：一是自由市場的價格機制能對資本主義經濟起自發的調節作用，能使資本主義經濟自然趨向平衡，能有效推動技術革新和使生產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而政府對經濟干預卻隻會破壞市場的價格機制，破壞經濟的均衡發展，破壞技術進步，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因此，貨幣主義學派提倡“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控制。二是貨幣供給的變動是影響所有支出和經濟水平的唯一的有規律因素，因而主張用穩定貨幣供給的增長率來穩定物價、保障繁榮。三是主張自由效率，反對福利國家政策。貨幣主義學派認為，推行福利國家的政策，一方面會極大地增加政府的開支，引起巨額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又會破壞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降低勞動生產率。更為重要的是，福利國家政策會不斷地擴大政府的權力和機構，而這恰恰是自由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最大威脅。同為新自由主義流派的供給學派認為，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解決經濟問題應該從供給著手而不應該從政府擴大需求著手。解決供給問題，則首先要減稅。供給學派認為，戰后美國發生的經濟危機不是由生產過剩所引起，而是由國家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使市場機制的作用遭到破壞所導致的。由此，他們主張政府對經濟事務應該盡可能地少管乃至不管，使企業能自由地在市場中活動。
新自由主義對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前述三種市場經濟模式都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發生了向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問題。但是轉向的程度不同，產生的結果也不一樣。
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成為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美國裡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施政的理論依據。從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歷屆政府都以凱恩斯主義為指導，實行大政府、高稅收、多規章、大開支的政府干預經濟政策。裡根執政后，美國政府開始根據他的“經濟復興計劃”，實行小政府、低稅收、少規章、小開支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裡根和撒切爾在所有制領域實行私有化、在金融市場上去除管制、在國際貿易上主張自由化，雖然帶領英美兩國走出或緩解了當時的經濟困境，但也埋下了產生新的經濟危機的伏筆。英美政府相信金融能夠自發地進行自我監管和糾正，放鬆金融管制的結果是爆發了２００８年席卷全球至今仍未結束的國際金融危機。這引起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新自由主義真的是使市場經濟超越繁榮—危機—蕭條—再度繁榮的周期性變化的良藥嗎？
不僅是英美，新自由主義對世界很多國家都產生了影響。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以德國與瑞典為代表的社會市場模式和以日本與韓國為代表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在當時都有了問題。但是轉向的程度不同，其結果也不一樣。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向新自由主義轉向的結果，是這三種經濟模式都遭遇了經濟泡沫的困境，同時陷入金融危機和衰退之中。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期，日本開始進行傾向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但實際結果是，導致日本模式的合理內核與新自由主義政策取向之間出現矛盾和沖突，日本政府在新自由主義模式與日本模式之間搖擺不定，表現為政策不連續、政局不穩定、經濟長期低迷等，不僅沒能讓日本經濟獲得新的生機，反而把日本模式的劣勢放大，導致日本喪失了優良傳統和產業競爭力，日本社會開始分裂。
瑞典一開始也向新自由主義轉向，但在遭遇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的經濟泡沫后，又向瑞典模式回歸，弱化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在產品市場上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效率功能，通過強化競爭和自由貿易來融入全球化，而在勞動力市場上則不同，通過嚴格的市場管制，保証勞動者的合法利益。瑞典政府還加大了對研發的投入，成為新一輪技術革命的“領頭羊”。瑞典模式是典型的大政府。在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中，瑞典利用有管制的“勞動力市場”和完善的福利制度分擔市場風險。與相對低稅率、小政府、自由市場、低保障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相比，瑞典模式顯現出其穩定性的優勢。與許多其他歐洲國家的動蕩局面相反，在此次危機中瑞典政府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
回顧西方國家對於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和實踐過程，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一是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必須把握好度。回顧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從相信市場能解決一切，到相信政府可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再到信奉自由市場，直到再次對市場產生懷疑，在政府與市場間的搖擺，表明人們對於如何處理二者關系，並沒有找到滿意答案。從實踐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無論是政府對市場干預不夠，還是干預過度，都會產生負面的效果。那麼這個度的把握，就需要進一步摸清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深入地、不帶偏見地分析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從實踐中還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盡管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很多國家追捧新自由主義，但是包括美國在內，也並沒有回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前的政府隻充當“守夜人”的市場經濟，而是政府仍然在承擔著調控經濟、提供公共物品等職能。通過政府彌補市場失靈，不僅成為各國的共識，而且也是實踐發展的邏輯。雖然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都存在內在缺陷和失靈的客觀可能，但二者需要結合在一起共同發揮作用，已經成為各個市場國家的共識。
二是政府與市場的具體邊界是互補的、動態的，隻有二者協調發揮作用，才能保持社會健康運行。回顧歷史，西方國家政府職能的變化表現為一種張力，膨脹后必然收縮，收縮后又會膨脹，呈現出周期性。這是對市場變化的一種被動適應與調整。另一方面，它實際上是上層建筑自發適應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的一種表現。這啟示我們，政府的具體職能和職能范圍，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要求。比如對市場干預不夠時，就要加大干預力度﹔對市場干預過度時，就要減少干預力度。市場在發展之中，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征，不同時期的市場失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因而政府應當根據市場變化相機採取措施，不能奢望一勞永逸的方法。雖然可以從原則上劃分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但遇到具體的問題，則要根據現實條件來分析和解決。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失敗，都是因為妄想找到一個一成不變的政府模式或市場模式。生產力是不斷變動的，上層建筑也要隨之改變。這就對提高政府效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三是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符合一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西方國家在實踐中演變出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這既是一個國家自主選擇的結果，也是建立在該國歷史和文化傳統基礎上的。因為各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不同，因此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場經濟模式。盲目引進別國模式，很可能對經濟帶來毀滅性的后果。比如，新自由主義雖然有缺陷，但因為它符合美國崇尚個人奮斗和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與美國文化相結合，尚能讓美國經濟保持短時間的繁榮。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日本引入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這一模式與日本社會崇尚集體主義的社會文化劇烈沖突，在日本出現水土不服，造成政局動蕩，打擊了日本產業的創新能力，直到現在日本也沒找到適合自己的路。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瑞典尊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自覺削弱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既利用有管制的“勞動力市場”和完善的福利制度分擔市場風險，又在產品市場上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效率功能，通過強化競爭和自由貿易來融入全球化，堪稱明智之舉。這說明一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必須與其歷史和文化傳統相符合，否則二者會發生沖突，損害經濟和社會效率。
四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它還與社會理想相關。西方經濟學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研究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社會價值和社會追求，隻關注所謂的經濟效率。其從理論上來說存在極大缺陷，從實踐上看也沒有走通。近一百年來，西方國家的政府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在政府的作用下，西方社會的福利水平不斷提高，這是不爭的事實。從歷史演化中也可以看出，市場經濟發展與人類社會理想之間存在著矛盾，這一矛盾也導致市場模式的分化和政府職能的搖擺。單純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不僅會重復經濟周期，而且會產生貧富分化，並不能滿足人們對社會美好和公正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是為了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率而對市場毫不干預，還是通過政府干預來推動社會向符合理想的方向前進？不主張政府干預的理由很簡單，認為政府干預會損害經濟效率，也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效率。但是，當一些人攻擊福利制度扭曲市場機制、降低勞動效率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如果不是因為建立了福利制度，資本主義可能早已滅亡？當一些人鼓吹經濟自由、政府不能干預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當面臨經濟蕭條、失業和貧困，人民要遭受多大的苦楚？因此，不能拿是否符合似是而非的帕累托效率來評判政府的行為，也不能依靠西方經濟學來治理國家。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核心問題，不僅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率，更是為了實現社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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