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主編的《中國思想學說史》
張豈之近影 王斯敏攝
一九九○年，侯外廬先生的弟子們在西安。（左起：步近智、何兆武、林英、張豈之、祝瑞開、盧鐘鋒）
童年時的張豈之
張豈之致學生的書信（節選）
3月13日下午，清華園。紅磚穹頂的大禮堂內，一場講座正在進行。主講者是87歲的思想史家張豈之。鬢發如霜的老人聲音清揚，把“中華文化與精神追求”的大課題講得深入淺出、趣味盎然。
他面前，是一張張神情專注的青春面孔﹔禮堂后牆上，是一塊從近百年前高懸至今的匾額：人文日新。
學生，人文，正是他心心念念的兩大牽挂﹔教師，“人文學人”，是他願意接受的為數不多的兩頂“桂冠”。
一個甲子前，他開始追隨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拓者侯外廬，參與編寫《中國思想通史》《宋明理學史》等著作，以高起點走上學術道路﹔今天，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他帶領眾多史學英才團隊作戰、全心付出，以《史學概論》等重點教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獻禮。
從青春到白頭，他把最好的時光都獻給了思想史研究﹔從教學到科研，他的足音始終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發展同頻共振。
他對人文學科充滿深情。“如果說自然科學是參天大樹，人文科學就是綠草，不起眼，卻不可缺少。”清代詩人張維屏的詩句，最能代表他的心聲：“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綠滿芳洲。”
此刻，在遠隔關山萬重的西北大學，他的研究團隊也正在春光裡忙碌著。走廊牆壁上，六個大字赫然在目——“兼和、守正、日新”，這是他擬定的所訓，也是刻在學者們內心的治學理念。
他播撒的種子，經風歷雨后，已碧綠如茵。
1、求學：擎起一支不滅的燭，走進一幢永遠的樓
先是一片戰火，再是一盞燭光，最后，是一幢樓。少年張豈之的求學路，隨一個個路標變化著，延伸著。
那是殃及整個民族的戰火，打碎了一個十歲學童對未來的幻想——1937年，張豈之在家鄉江蘇南通讀小學，成績優異。彼時的南通受本鄉實業家張謇“教育救國”理念熏染，學風極盛。讀大學、留洋、做教授，是父母為張豈之早早規劃好的人生。
戰亂無情，南通瀕臨淪陷。小豈之被輾轉送到遠離家鄉的陝西城固，在西遷至此的北平師范大學附中繼續求學。
幾間茅草屋，幾排舊桌椅，雖簡陋清苦，卻辟出了一方安寧的“桃源”。張豈之和同學們一起，在江邊晨讀，在油燈下伏案，課余閑暇，便鑽進隨文人們遷來的一間間書店，飽覽書頁中的奇麗大觀。魯迅的小說，郭沫若的新詩，令他深深迷醉於人文的魅力。
思鄉之苦很快被熱火朝天的學習沖淡了，還品出幾絲別樣的“甜”來。
“一次考試前，校長宣布，發給每人一根土蠟燭溫書用。頓時，歡呼聲、掌聲、笑聲響成一片。那幾天，我們燃起了燭，燭光照亮了教室，也溫暖了一顆顆稚嫩的心。”多年后回想，那光芒在張豈之心中依然明亮。
燭光伴著他考入重慶南開中學，1946年秋，一舉考中北京大學哲學系。
從此后，他的生命中矗立起一座永遠的樓。那是一座灰色的、毫不起眼的三層小樓，卻曾雲集眾多著名學者，成為后學心中的人文聖地。
北大文學院就設在這裡，文史哲各系教師均在此授課，他們迥然各異的風採，深深感召著新生張豈之。
著名教授自是一派學者氣象。
新儒家宗師熊十力其時已年過六旬，開出“新唯識論”一課。每講一段，便把手杖提起，輕輕敲點離講台近的學生，問“領悟”了沒有。因為怕他的手杖，教室前排幾乎沒有學生去坐。但他不息的探索與追問令張豈之印象深刻——外來佛學如何與中國文化結合，進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時任文學院院長湯用彤為哲學系開課四門：魏晉玄學、英國經驗主義、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印度哲學史。“研究中國哲學史，先要懂得外國哲學史。這樣思路才打得開，方能有所創新。”他還要求哲學系學生學習自然科學，張豈之便曾選修生物學。
哲學家賀麟正在翻譯黑格爾的《小邏輯》，便把成果帶上課堂。聽課者五人，每周都抽一晚到賀麟家討論譯稿，邊享用賀夫人專程備好的茶點，邊暢談研讀心得。每有爭論，賀麟便認真聽取，對“毛頭小伙”們連連稱謝。在其后出版的《小邏輯》中譯本序言裡，他專門提到了五位學生的名字。
年輕教師也有一番鮮明個性。
講師石峻的“倫理學”，因熱情奔放、旁征博引而受到歡迎，唯其湖南鄉音過重，講得一快便令聽者難以理解。張豈之寫信請教，頗得石峻嘉許，不但專程解答，還向他“開放”了自己的私人藏書。
和石峻同年的講師任繼愈，授課則更多了幾分冷靜嚴謹，一門“隋唐佛學”講得條理清晰、邏輯嚴密。在課外，任繼愈儼然成了張豈之的指導教師，不但引導他讀先秦諸子，還認真批改其讀書筆記，鼓勵他走學術道路。這種亦師亦友的關系，一直延續到任老仙去。
“這些老師身上有共同的一點：中西融合，古今會通。他們力求將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精華融合起來，創造適合於時代需要的中國新文化。”張豈之感慨。這種追求，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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