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引航：為“侯外廬學派”拓地開天
再度啟航，已是十余年后。昔日風華正茂的張豈之走向中年，而侯外廬的狀況更令他揪心——因為一次批斗引發腦血栓，老人從此纏綿病榻，日漸衰弱。
一顆學者之心卻依舊跳得強勁。甫獲自由，他便和邱漢生商定了一項工作：編寫新中國第一部系統、完備的《宋明理學史》。他們指定張豈之共同擔任主編。
時年68歲的邱漢生，“為人篤厚，治學謹嚴”，曾為《中國思想通史》撰寫立下汗馬功勞。然而，由於辛勞過度，他在“文革”前便已幾近失明。
張豈之擔起了具體工作。在兩位先生指導下，他全心投入，組織作者、商定提綱、審改稿件、統一體例。整整六年，凝聚了天南地北近二十位年輕學者智慧的《宋明理學史》終得定稿。1987年6月，共計130萬字的上下兩卷出齊，獲得學界好評。
這是對侯外廬最好的告慰——當年9月14日，老人在新書的墨香中溘然長逝。但這絕不是最后的“交差”——張豈之默默許諾，他將和同道后學們砥礪前行，沿著恩師開創的學術道路走向遠方。
他延續的，是“侯外廬學派”集體攻關的科研傳統。重要成果接連涌現——
1989年，主編出版《中國思想史》，研究范圍上自殷周，下至五四，實現了從遠古至現代的中國思想史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國思想通史》未竟的事業。
1999年始，主編6卷9冊《中國思想學說史》，歷時八年，探索將思想史與學術史結合，對中國思想史的演變提出了符合中國文化原貌的解析，被評價為“理論上有創新，方法上有進展，深度上有推進”。
2005年，歷時四年主編的《中國思想文化史》出版，因“思想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創造性研究理路而引發關注。
《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中國歷史》（六卷本）……幾乎每一部張豈之主編的著作，都不斷再版，成為中國思想史工作者的必備案頭書。
今天，在張豈之和同道們的堅守與傳承下，“侯外廬學派”的學術地位早為學界公認。作為成就最大、影響最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別，它開創性地用歷史唯物主義解讀中國哲學、中國思想發展史，形成了全方位、綜合性視野的研究方法。而張豈之的學術貢獻，也為后學所欽佩。
“張先生倡導‘文化會通’論，強調對待不同文明、不同學科都應有‘和而不同’的胸懷，尊重文化多樣性﹔他力求‘通過歷史看文明的價值，通過文明史看歷史的演進’，並探索如何運用文明理論闡釋中國走過的道路，做到文明的真理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這在今天也是極具分量的。”聊城大學歷史系教授江心力感言。
在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趙馥潔看來，張豈之完成的是學術范式上的“繼承與超越”——“外廬先生建立了思想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方法論，構建了完整的理論體系與學術范式，張先生則繼承發展，做到了思想史與文化史的融通、思想史與學術史的結合、思想史向多學科的延伸、思想史中人文精神的弘揚。這既拓展了中國思想史的學科功能，更為其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育人：師生溝通的信、書、課
每次呈送文章給張豈之審閱，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謝陽舉都既喜且“憂”。喜的是，每次稿件都會被仔細審改、大有提升﹔憂的是，“不知要改多少次才可以在先生那裡‘過關’”。
當下，正有一部書稿在經受考驗。2月18日晚，張豈之召集所裡骨干，對准備交付的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教材《中國思想史》進行討論，一談便是兩三個小時。
啟動編寫三年多來，這樣的場景已多次上演。從編制提綱到具體編寫，從審改稿件到開會商討，張豈之都親力親為。翻開歷次由他審閱的書稿，密密麻麻的修改與批注隨處可見。“我們要的教材，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老人殷殷囑托。
這已不是張豈之為工程所付出的第一次辛勞。2004年，77歲高齡的張豈之擔任首席專家，領銜編寫中央馬工程首批九種教材之一的《史學概論》。4年多殫精竭慮、30余次討論修改，全組成員在他的帶領與感召下精益求精，終於為高校學子提供了一本體現中國歷史特色的權威教材。
他甘願為此忙碌。他認為，研究中國歷史，既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更要體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使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生動具體地呈現在史學研究中”。
重視教材編寫，是他數十年來的一貫堅持。“編教材對成名成家的作用的確不如專著大，但卻是一個教師的本分，付出多少心力都不為過。”為此，他不但帶領團隊編寫了大量教材，而且總會及時修訂。
1989年出版的《中國思想史》總計70萬字，雖宏闊厚重，卻令學生頗感壓力。1992年，他著手修訂，縮減至46萬字。
《中國思想文化史》於2006年出版后，他並不滿足，“思想和文化如何結合才能更好”的問題縈繞腦際。2012年，他組織班子展開修訂……
“出版只是一部教材學術生命的開端。應當追蹤其出版后的反響，直面不足，把修訂及時提上日程。”他呼吁。
在學生們心裡，張豈之一直在為他們編寫一份特殊的“教材”，那就是一封封飽含深情的書信。
張豈之喜歡提筆寫信與教師、學生們交流，研究所幾乎每人都收到過他的親筆信。2007年，學生們輯錄出版了《張豈之教授與研究生論學書信選》，引起關注，陝西省教育廳專門向新晉博導們推薦此書，以此為教書育人的參考。
一位師者的期盼、追求與憂思，在字裡行間展露無遺——
有對治學方法的開啟。1993年9月9日，新入學的博士生、今天的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張茂澤收到了導師張豈之的第一封信。“請你們讀侯外廬先生《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和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這兩本書體現兩種研究方法，都是科學的，不可揚一壓一。”不久后，他就如何提高邏輯思維水平向張豈之求教，張豈之迅速回信，提點他“不在於讀邏輯教科書，要靠平時有意識地積累”，並專門開列了書單。
有對不良習氣的警策。一段時間，張豈之感到學生們不甚關心時事，便提筆千言，苦口婆心：“一個學者如果不為民說真話、說實話，不了解現實情況，那是不好的。胸中要有全局，做學問才能有時代感。”針對一些博士論文貪大求全的不足，他多次寫信告誡：“從次要問題中走出來，不要煩瑣哲學，不要材料的堆積，需要的是對問題最本質、最主要的說明。”
有對立德為人的一再強調。社科研究清苦寂寞，動搖彷徨在所難免。“在人文科學方面真有成就的人，必定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人，直搞得遍體鱗傷，庶幾有成。這一‘苦課’，對一生都會有用。”張豈之的諄諄良言，堅定了一顆顆年輕的心。
“先生人如其文，既循循善誘，又極為嚴格。他的批評可謂直截了當，針針見血，讓我們油然而生一種進取心。”西北大學校長方光華感慨。
和教材、書信同樣重要的，是課堂。即使在擔任西北大學校長的日子裡，張豈之也堅持開課﹔卸任之后，又欣然接受清華大學聘請，成為兩所學府的雙聘教授。從此，每學期為學生們貢獻幾場高水准的講座，更成了他的自我要求。
“我的研究始終是和教學緊緊結合的。”他總結，“我總想著一點：既然是教師，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對學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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