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展翼：“諸青”唱了“重頭戲”
也是一幢灰樓，披歲月風塵而立。門側挂牌：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每次走進所裡，張豈之都會和一位老者對視——那是定格在黑白照片中的侯老外廬，臉龐微側，雙唇緊抿，眼中似有無盡囑托。60多年前，召喚他探究思想史堂奧的，正是這道目光。
1952年秋，天高氣爽。一位訪客給正在清華讀研究生的張豈之帶來口信：剛履新西北大學校長的侯外廬，邀請他赴西大工作。
侯外廬，這是個張豈之熟悉的名字。1949年初，他曾在北大講授“中國思想史專題”。張豈之是學生中用力最勤者，常去當面請教。
“他推薦我們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讀馬恩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通信，‘用馬克思主義的眼光，還思想史以本來面目’，令我受到了歷史唯物論的啟蒙。”
是繼續讀研，還是去古都西安從教？當時的清華教授們忙於“思想改造運動”，幾乎難顧學生。張豈之選擇了后者。
先是在西北大學做講師。很快，侯外廬奉調北京，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並成立中國思想史研究室。張豈之也成了研究室一員，半年在京工作，半年回校教書。
主要任務是修訂、增補《中國思想通史》第一至三卷。這幾卷著作初版於抗戰時期，凝結了侯外廬、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幾位學者的大量心血，但印制多有錯漏。
“我們幾個年輕人坐在一間屋子裡，逐字逐句地查核引文、考訂古籍，拿不准時就和先生商量。”不久后大功告成，誰料卻只是個開始，“先生告訴我們，立即著手參加第四卷編寫。”
幾位年輕人錯愕而興奮。
他們深知這部巨著的學術分量，也曾一次次折服於幾位作者的筆力與思想。第四卷的編著名單星光熠熠——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白壽彝、楊榮國、楊向奎等，而自己初出茅廬便能與其共事，何等榮幸！
侯外廬鼓勵他們放手嘗試，並為其取了個集體筆名：諸青，即“諸位青年”。在晚年出版的自傳《韌的追求》中，侯外廬一一點出了他們的名字——張豈之、李學勤、楊超、林英、何兆武。
當年的“諸青”，“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較厚，表現出異常勤奮、學習朴實的共同特點，並各有所長”——侯外廬評價：“豈之哲學基礎扎實，歸納力強﹔學勤博聞強記，熟悉典籍﹔楊超理論素養突出﹔林英思想敏銳，有一定深度﹔兆武精通世界近現代史，博識中外群籍。”
編寫開始了。先圍繞主題大量閱讀原始材料，做資料長編，然后歸納提煉，形成初步觀點，再和侯外廬及其他作者反復商討、辯論，達成共識后方可動筆。初稿由侯外廬認真審閱，多次修改，推倒重來者亦不在少數。
每寫一章，都是一場硬仗。張豈之面對的“首戰”是明代東林黨思想。如何界定此群體？其政治性與學術性間關系幾何？怎樣評價才合分寸？他研讀文獻，邊抄錄邊思考，卡片做了許多，提綱刪改數次，終於完成任務。
沒等鬆口氣，新的課題又來了。幾年下來，“諸青”在全卷二十七章中承擔了十三章的工作，“唱了重頭戲”，最后一統計，每人都吃了一驚。
侯外廬把這種鍛煉隊伍的做法稱為“下水學游泳”和“壓擔子”——“在岸上讀《游泳指南》，總沒有下水學游泳有效。你們剛能肩負50斤，我立即加碼到60斤﹔你能挑起60斤，我立即讓你挑70斤。唯此方可不斷提高。”
這樣的“實戰演練”，張豈之視若珍寶。他亦留戀師生間自由平等的交流——“我們常和侯先生深入交談，甚至爭論。他寫成的稿子，我們有時也做文字修訂，甚至是觀點的修改。他從不慍怒，還吸收了我們的不少意見。‘諸青’成員間互為師長，取長補短，從未發生過署名之爭之類的不愉快。”
辛勞三年，寫作終告完成。加上據侯外廬著作《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修訂而成的第五卷，全書於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洋洋二百六十萬言，被評價為“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影響最廣的裡程碑式的通史著作”，暢銷至今。
初試啼聲的喜悅還未散盡，“文革”開始了。侯外廬戴著“反共老手”的帽子陷入浩劫，張豈之剛剛揚帆的學術之舟，也在風浪中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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