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唐任伍教授。黃策輿 攝
[主持人]:其實說白了就是保障老百姓幸福生活的最基線。我感覺在今年兩會上，大家談得最熱的一個詞就是簡政放權。感覺政府在提簡政放權，連學校和醫院也在提要簡政放權。想問一下褚老師，克強總理在會上也說到我們在推進簡政放權過程中確實也遇到了一些避重就輕、中間梗阻、最后一公裡不通暢等問題”。這裡的“最后一公裡不通暢”指的是什麼呢？
[褚鬆燕]:其實總理提簡政放權是抓住了中國以往發展道路當中一個主要脈絡，也就是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政府從全能，什麼都管，漸漸地往有限政府過渡。有限政府過渡的話，實際上是一個權力不斷往社會、往市場上放的過程。在這個放的過程中，我們會看到權力帶來什麼，往往權力會帶來利益的分配、資源的分配，它是一個分配的核心。分配的核心，實際上就是有利益。
[褚鬆燕]:為什麼說是最后一公裡不通暢，或者中間梗阻呢？恰恰在於政府內部。我們看到到現在為止，簡政放權以行政審批這個角度來說，已經取消下放416項，總理承諾今年再取消下放200項。這樣一來帶來了什麼？政府自我改革。政府自我改革過程當中就涉及到有些部門和分配相關的利益、關聯的權力很可能不願意放。這是政府內部造成的梗阻。怎麼去解決？在這裡面，我們會看到，最后一公裡不通暢，一方面是放權放不徹底，避重就輕，我把容易的都給你了，然后難的，我給它打扮打扮，讓大家看不出來，最后我還抓著。另外一種是服務不到位。這裡面跟我沒有關系，我不去做，為什麼？隻要不去做的，要麼沒利益，要麼責任太大。在這裡面有這些表現。
[主持人]:應該說我們應該加強哪些制度化來管理我們現在所有的權和錢呢？
[褚鬆燕]:事實上，管理權和錢，我們也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從改革開放以來這些角度，一方面講創新，但是創新並不意味著不要規矩。另外一個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法治。我們會注意到在《政府工作報告》和昨天的答記者問方面，克強總理都在強調法治思維。法治思維就是你的觀念，你想到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你先看看它有沒有依據。我們說簡政放權，首先你要抓在手裡的權力有沒有依據。法對於政府來說，法無明文授權，你不可為。反過來對於社會、對老百姓和企業來講，法無明文就是沒有禁止，你就可以都去做。這方面，法治對應的是政府權力方面，你要行使，有沒有依據。這是一個方面。
[褚鬆燕]:在法治思維之下，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相互關聯、配套的制度，形成一個制度的鏈條，中間不能有一個環節去給它空掉。權力鏈條，我們會注意到，政府工作報告，還有答記者問都提到權力清單的制度。權力清單制度只是第一步，它解決什麼問題？首先解決的就是，比如說我們現在進行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當中，你現有哪些行政審批，這些行政審批，你有什麼依據，它的效果怎麼樣。取消了，評估一下，它的效果是不是會更好。建立權力清單，權力清單這個制度相銜接的就是你有可能有新增的，新增的是不是也有法律依據或者現實需要。去年9月份的時候，國務院也發了一個通知，你這個方面必須得嚴格按照相關的程序來確認新增的這個是不是可以列到單子裡面去。
[褚鬆燕]:跟這個相關的，緊接著是預算管理，還有相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相一致。根據這樣一些，緊接著下一個制度就是公共信息公開。我們在這裡並不僅僅說的是政府信息公開，因為政府信息公開我們有條例，但是事實上我們知道大量的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甚至還有我們的人民團體、群團組織，像這樣一些，以及往后社會組織，比如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等，它隻要是從社會當中、從市場當中獲取了資源，並且你用於公共的服務和公共產品提供這方面，對不起，你都應該把相關的信息公開、財務制度、你的活動、項目、執行情況，都應該是公開，而且是可查詢的。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褚鬆燕]:除了這個制度之外，還有相關的監督制度。跟監督制度相配套的，直接對應的是公眾的參與機制，參與渠道的溝通。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最后一個，也是非常重要的，責任追究制度。你行使了這個權力，不是有了權力才有責任，應該是反過來，有了責任，所以才賦予你這個權力。你這個權力行使過程當中，出了瑕疵、出了問題，對不起，依照法治的要求，過來追究你相關的責任。在這個裡面，它應該是一個完整制度的鏈條，這個制度鏈條的構造，其實它是有一個戰略的選擇，就是從法治的層面、法治政府的層面。
[褚鬆燕]:從策略上來說，我們會注意到，中國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基本上中央政府把大的宏觀面定下來之后，地方政府負責因地制宜地執行。你在這裡面，我們中央政府，兩會也反映出來，今年兩會交鋒比較厲害，它反映出來是對民意的一種及時的回應。回應完之后，民意是一種壓力，中央政府的戰略規劃也是一種壓力，所以我們注意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裡面提到，中央政府要加強宏觀調控這方面的職能，地方政府是做具體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環境保護。這樣一種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分工，從策略方面，也是使政府成為一個整體性的政府，有效地回應社會的需求、市場的需求和老百姓的需求，隻有這樣，制度鏈條才能打造得比較牢固，才能把硬苦頭啃下來。
[主持人]:也就是說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首先從制度上、法律上完善條文條例，在政務上要更公開化、透明化。看來我們只是剛剛開了一個頭，不過還是開了一個很好的頭。據媒體統計，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高頻詞當中，“發展”一詞出現了119次，“經濟”一詞出現了80次，“改革”出現了77次，“社會”一詞出現了69個。這四個詞分別代表不同的含義。想問一下兩位老師，這些高頻詞對我們說意味著什麼？
[唐任伍]:媒體工作做得很細，對政府工作報告的這些詞都做了統計。確實，我們不能完全說這些詞出現頻率高，就表明政府可能下一步對這個事就最重視，不能完全等同。但是確確實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工作報告和政府下一步工作的主線條，反映了它的基本思路。比如，“發展”出現119次，確實，發展是硬道理，沒有發展，什麼事情都做不成。我們國家之后，包括改革，包括改善民生，都必須在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做得到，這是最重要的，出現119次，“發展”是前提，沒有發展，什麼都做不了。
[唐任伍]:“經濟”出現80次。經濟，很顯然也表現了本屆政府在2014年的工作的重心在哪個地方。經濟是引擎。經濟體制改革，李克強總理這次再三強調了，經濟體制改革要作為新的牽引力，一個引擎，新的引擎。隻有經濟體制改革改好了，其他的體制改革才能走得順利。
[唐任伍]:“改革”，改革是主旋律，出現77次，整個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進入了改革整體設計，整個國家的工作都納入了“改革”行列之中了，全面深化改革了。現在包括深改委已經正式工作了，已經設計了300多個改革的方面、改革的領域，都設計好了，表明下一步改革是一個主旋律。
[唐任伍]:“社會”一詞出現69次，說明我們國家過去在社會管理這個方面還比較薄弱，下一步社會管理的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是一個重點。
[唐任伍]:我概括這四個字為什麼出現頻率這麼高了呢？發展是前提，經濟是引擎，改革是主旋律，社會管理是重點。應當說，今后可能政府下一步的工作，2014年的工作可能是沿著這個思路來開展的。我不知道我這種想法正確不正確。
[主持人]:唐院長說得很生動。褚教授，您有怎樣的看法？
[褚鬆燕]:在我看來，這些高頻詞的出現，反映了幾方面。第一方面，說明我們國家領導人這個集體對中國現在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世界當中的中國，他的認識非常清楚，就是中國現在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昨天克強總理答記者問，回答美國記者問，中美之間的關系，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定位，實際上意味著發展還是仍然有效解決我們中國當前出現的很多問題，它的一個前提，就像剛才唐老師總結它是一個前提。但是，我們說我們現在整個發展，我們經濟總量是上去了，但是我們的質量還不高。你在這裡面，國際競爭壓力又非常大。國內，發展的民生壓力又非常大。改革的成果就要一方面普惠，另一方面，改革的成果這個蛋糕還要繼續做大。這個方面他就之所以強調發展和改革了。
[褚鬆燕]:但是，發展和改革為了誰？為了老百姓，老百姓干嗎？老百姓組成這個社會，這個發展要進一步依賴社會。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打開了政府和市場之間，往后的發展重點盡管經濟技術往前沖，但是經濟需要的另外一個支撐力量，那就是社會。對社會的強調，以后會越來越多。
[褚鬆燕]:我們現在的發展，還意味著它不單純是經濟發展，它是一個綜合發展，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甚至人們其他的衡量質量方面，比如幸福指數，還有人們生活的體面度等等，它是一種全面的發展。這些詞關聯起來，說明了第一個方面，我們中國現在還在發展中。
[褚鬆燕]:第二個方面，中國的發展怎麼走？還得改革。而且進一步深化和擴大改革。怎麼來這樣呢？要激發出市場的活力，激發出社會的創造力，從而形成發展的動力。這樣一來，我們原來一直強調生產力，但現在深化改革，深化是什麼？這個時候，我們知道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生產關系說白了就是制度，你就是要把制度環境給它做好了。簡政放權也好，激發活力也好，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政資分開，提這些東西，最后對歸結到制度環境的改造。制度環境的改造，在這裡要打造什麼？打造和中國的高質量、可持續的、優質全面發展相配套的這麼一個制度環境。這樣一來，它形成鼓勵創新，一種很祥和的、很寬鬆的社會氛圍，激發出來整個人們的創造能力。
[褚鬆燕]:這樣一來，能夠形成什麼呢？形成資金的自由流動，形成人力的自由流動，更重要的是形成智慧的自由流動。隻有這個樣子，我們才會看到政府盡責、市場盡力、社會合力，這樣一來，中國未來的發展，應該說是可以讓人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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