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耐冬：唐代官員待遇有多高

官員的高福利實質為特權

以上只是有關唐代官員待遇的幾個方面，從這些細節規定看來，這些大多數屬於職務收入與相應的“福利”，似乎無可厚非。而我們若有一個社會的基本待遇作為參照系，這個問題可能就看得更明朗一些。

先從官員的收入來看。官員的“俸、祿、賜、會”的標准是品級與職務，這部分收入中的主體——俸祿，基本可視為職務收入。官員處理公共事務，由官府發放一定數額的俸祿，原屬合理。關鍵在於這些收入是否與社會一般水平差距過大。

根據學者的研究，在唐代最強盛的玄宗時期，全國戶口總數為一千三四百萬戶，而糧食總收入為六億石左右，若以一千四百萬戶來計算，平均每戶每年的糧食佔有量約為四十三石，而根據唐代制度規定，致仕的從九品官祿米收入為每年二十五石，在任的從九品官員祿米收入五十石，致仕的從五品官員祿米收入則有八十石，在任的從五品官員祿米收入為一百六十石。可見基層官員致仕后的收入低於全國平均糧食佔有量，在任者則高於平均水平﹔中高級官員致仕后的祿米收入則接近全國平均糧食佔有量的兩倍，在任者則接近平均水平的四倍。官員在糧食佔有量方面，僅祿米一項，在任者就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致仕者中隻有低級官員略低於平均水平。另外，與普通百姓不同的是，在任官員還由官府供給中午正餐，這也從實質上提升了他們的糧食實際佔有量。如果再加上中高級官員、有爵位者和勛官們可以佔有的田地數量，那麼他們的財產總量和糧食佔有量就大大超過平均水平了。

不過，官員在糧食的擁有量之外，還有作為貨幣收入的俸，以及來自朝廷賞賜的絹帛等物品。這些收入加起來，應該是遠遠高於社會一般收入。因而，官員俸祿已經足以保証其在經濟上的優勝地位，也是對其從事國家事務處理的充分回報。而且，以上的計算，我們都是以一家僅有一人做官的情況來統計，而沒有將那些世代為官、兄弟幾人為官的例子納入考慮范圍。

既然官員在任時的收入已經足夠豐厚，而且品級越高待遇越豐厚，那麼相對於普通百姓而言，官員致仕之后的收入雖然較之其在任時大打折扣，但與百姓年老時的待遇相比，同樣十分優越。普通百姓在年老時只是享有不繳納賦稅的權益，而官員致仕后還有官府發放的祿米。

僅就收入一項，就可以看出官員與百姓之間的差距，而俸祿之外的醫療、子孫教育和入仕做官機會等方面的差異，就可以視為官僚階層的特殊權益了。當然，從官僚制自身而言，無論是醫療保障還是節假日安排，抑或子孫受教育與入仕的權利，都可視為一種職位性“福利”，但是若將衡量的尺度改為社會一般水平，就可以看出這些“福利”所包含的特權性質。

當某些待遇是大部分社會成員都不享有，而某些階層與群體成員因其具有特殊的政治或經濟地位才能享受，那麼這種待遇就不應視為福利，而應視為特權，特別是這些待遇還是由國家政策專門規定的。唐代官員所享有的這些收入之外的待遇，雖然未必損害百姓的權益——事實上，中高級官員所享有的子孫受教育權和子孫入仕的便捷途徑，已經侵害了社會的公平——也是一種特權。

所謂特權，既包括對稀缺資源的壟斷與內部分配，也包括對本應由全社會共同所有的一般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唐代官員所享有的多項權益，大多屬於后者。盡管唐代的官員們每每表示生活清貧，但那只是特殊情境下，對沒能分得稀缺資源的一杯羹滿懷感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