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是思想理論領域的一個熱點。經過爭論，人們對一些問題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但是，對於一些基本問題，比如，如何看待“普世價值”這個概念，在何種意義上看待人類共同價值，對自由、民主、人權應該怎麼看，等等，仍然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本文就此談些看法。
“普世價值”這個概念
“普世”（ecumenism）一詞源自希臘文oikoumene，意指整個有人居住的世界，最早是由基督教東、西兩派為爭奪在整個羅馬帝國的影響力而提出和使用的。近代以后，基督教的影響日漸式微，基督教各派之間的沖突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頹勢。於是，英美新教教會發起了“普世運動”，宣稱“教會是超國家、超民族、超階級的普世實體”，號召基督教各派聯合，終止對立。20世紀中期，為挽救資本主義世界的精神危機，一些西方神學家發起了“全球倫理”運動，這是“普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1993年9月，世界宗教議會全體大會通過了《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1997年這個《宣言》被譯成漢語。受“全球倫理”運動影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7年建立了“普遍倫理計劃”，並於1998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會議，會上有學者提出了“普遍價值”這個概念。正是在“全球倫理”運動和“普遍倫理計劃”的影響下，“全球倫理”、“普遍倫理”、“普遍價值”、“普世價值”等概念逐漸在國內出現。
“普世價值“這個詞在國內真正“熱”起來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從那時開始的有關爭論中，一些人所熱炒的“普世價值”已不再是指價值的共同性，而是專指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維基百科”對“普世價值”的一個解釋就是：“代詞，即‘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另一種說法”。
可見，“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經歷了從宗教的普世主義，到神學家倡導的普世倫理，再到今天代表西方強勢話語、專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塞繆爾·亨廷頓就說過：“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於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作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45頁）塞繆爾·亨廷頓的論述清楚地表明，“普世價值”已成為西方實現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霸權的工具。
當然，大多數中國學者並不贊同西化的“普世價值”概念，從這個概念在國內出現一直到現在，他們都是在學術的意義上用它來指稱人類的共同價值。但是，考慮到這個詞的起源、詞面意義和現在國內外一些人對它的使用，筆者認為應該用一個較少爭議的概念取代它，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亂。而“共同價值”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價值是具體的、相對的，又具有共同性
同樣的概念與它的所指可以不同，同樣的所指可以用不同的概念。不用“普世價值”並不等於否認大多數學者用它所指稱的內涵。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主要是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使用“價值”這個概念。19世紀西方價值哲學興起后，一般意義上的價值概念開始流行。我國學術界對一般價值問題的關注比較晚，作為一種哲學理論的價值論，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正式興起。30多年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價值論研究盡管在一些問題上仍然存在較大分歧，但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形成了一些共識。
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價值本質上是一種關系，是以主體為尺度的主客體統一的狀態，是客體對於主體需要的滿足和意義。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程度越高，價值就越大。價值主體可以是個人，可以是群體，也可以是社會﹔而價值客體，則是與主體有關的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存在。價值關系是一種客觀關系，對價值關系的反映就是價值觀，價值觀分為一般價值觀和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就是社會價值體系中起主導和支配作用的價值觀。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的，主體、客體以及主客體之間的關系也不斷變化，價值關系和價值觀念也要隨之而改變，價值因而具有歷史性，並不存在什麼超時空、永恆不變的價值關系和價值觀念。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都是隨著社會歷史發展而逐漸產生的，又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被賦予不同的內容。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不可能產生現代自由民主觀念，古希臘的民主與現代西方國家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同時，由於價值是以主體為尺度的關系，而不同主體具有不同需要，同一主體在不同條件下的需要也各不相同。這樣，同一事物對於不同主體便具有不同的價值，同一主體對同一事物在不同條件下的價值判斷也不盡相同。也就是說，價值具有主體性，是具體的、相對的。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價值觀，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價值觀，並不存在什麼絕對好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也是如此。
價值不僅具有相對性、具體性，而且具有共同性、普遍性。價值的共同性源於主體有共同的需要。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的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時不可避免地會碰到相同或相似的問題，從而產生一些共同的需要，形成一些共同的價值關系、價值追求和價值觀念。由此就不難理解不同文明在相互隔絕的情況下為什麼會產生相似的價值觀。價值的共同性是分領域、分層次、有差別的。這種差別是由共同利益的差異決定的。在存在較多共同利益的領域或問題上，如科技進步、環境保護、防災減災、衛生防疫、預防犯罪等，價值的共同性就較多。而在利益競爭、利益沖突較多的領域，價值的共同性就較少，如階級關系、勞資關系等。
承認共同價值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不斷累積和進步的過程，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文明的積累、進步既包括同一種文明縱向上的繼承，也包括不同文明之間橫向上的借鑒、吸收和融合。特別是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交往日益頻繁，各民族的歷史正逐漸成為“世界歷史”，人類面對的許多挑戰超越了國界的限制，都需要團結合作、共同應對，從而需要確立一些超越國家、民族和社會制度的共同行為准則或價值准則。經濟全球化愈發展，價值領域的共同性也愈發展。
但是，共同價值卻不是絕對的“普世價值”。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價值。共同價值反映的是人類的共同需要、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是人的社會性和相互依存性，是不同的人、民族、國家之間的共性。共同價值不可能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國家和民族，隻能適用於特定時期、地域，隻能存在於具體的價值關系中。共同價值也不是特定價值比如西方價值的普世化。它們不是倫理學中的“絕對命令”，不是天才人物的發現，不是某個地域的特殊價值的人為提升，而是人類在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的過程中形成的，是一個客觀的、自然的過程。不論是外部的強力灌輸，還是主動地囫圇吞棗地接受，都無法真正形成共同價值，都得不到被輸入方的認同。
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模式沒有普世性
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也是人類在長期奮斗中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這是毫無疑義的。問題在於，不同的階級、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對自由、民主、人權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自由、民主、人權的實現形式和途徑也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模式。
資產階級所追求的自由是什麼呢？無非是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由，是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自由，本質上是資本的自由。財產權是一切權利的基礎，財產權不平等，一切權利平等就都是空的。法律上人人可以自由競選總統，可實際上行嗎？1860年林肯競選美國總統時的花費是10萬美元，到了1980年上升到10億美元，2008年達到24億美元，2012年更是達到驚人的60億美元，美國的民主被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人權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歷史的，英國“王室寶貝”的人權與非洲難民孩子的人權怎麼可能一樣？在美國，1776年《獨立宣言》發表時，黑人和婦女就沒有選舉權﹔窮人與富人的選舉權也不平等，因為納稅多的人有多張選票﹔只是到了1870年黑人才有選舉權，1920年選舉中的性別歧視才被禁止，1964年選舉權才不受納稅額限制。在西方社會現實中，金錢、財富決定一切，決定你的自由度，決定你的社會地位、政治權利，決定你享有的人權水平。
世界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按照西方模式實行政治改革，帶來的不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而是政局動蕩、社會分裂乃至國無寧日。這樣的實例比比皆是，有的離我們並不遙遠，照搬西方模式取得成功的實例實在少得可憐。一些專門研究西方民主問題的學者也認為，一個國家的民主模式，與其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水土不服、運轉不靈，充斥弊政、貪腐和亂象的外來民主被他們稱為“劣質民主”，這樣的民主不是國家和人民之福，而是國家和人民之禍。
對於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中國人其實並不陌生。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積貧積弱。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都看，千辛萬苦、如飢似渴地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種“主義”，如科學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等，紛至沓來﹔西方各式各樣的民主模式，如君主立憲制、多黨制、總統制等都在中國嘗試過，結果都行不通。事實早就証明，脫離中國實際，全盤照搬西方的洋辦法，隻會水土不服，注定要失敗。
不僅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模式是這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也是這樣。馬克思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都不是中國人發明的，也都是外來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活動的初期，曾經照搬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俄國革命模式，結果屢遭失敗，險些葬送中國革命。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覺醒起來，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才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又走出一條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願望、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真正活躍和興旺起來。中國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的實踐，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普世價值”今天被一些人熱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所宣揚的“普世價值”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共同價值，而是專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他們一方面把西方制度模式說成是“普世價值”，一方面把中國一切不好的東西都歸咎於制度和體制，鼓吹中國隻有接受“普世價值”才有前途，其用意何在，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過，直接和間接的經驗教訓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獲得了足夠的歷史定力，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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