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澄清“普世价值”上的迷雾

　　从20世纪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加大，而核心价值观的冲突首当其冲。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开始密集地使用“普世价值”表征其核心价值观。美国奥巴马政府每年的国情咨文，都将“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视为美国的“国家战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各国在承认其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的同时，却异口同声地捍卫和宣扬其核心价值观，并极力贬损在危机中表现最好的中国。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曾载文称，“美国依然代表着全世界民众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美国人一直在向世界传达着一种清晰的理念。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更别提影响世界了”。

　　不能用普世价值来指导改革的实践

　　“普世价值”之争表明，核心价值观上的渗透与反渗透，既是当前意识形态冲突的动向，也是我们借以判断当前意识形态态势的重要依据。

　　“普世价值”问题现在之所以使一些人严重困惑，原因就在于人们往往偏离了这一讨论的关键所在，陷入了人类有否“共同价值追求”的抽象争论。其实，问题的关键就是为什么“践行普世价值”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而坚持改革开放则必须批判抵制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关于普世价值问题无论存在着多少歧见，认为“争论的要害不在有无价值共识（或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而是这些共同价值能否成为行动指南，能够成为谁的行动指南”，却成为真正争论双方的唯一共识。在极力推行普世价值的人看来：“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而在我们看来，在今天，推行“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改革开放所必须克服的重大干扰。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类有否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在于为什么不能用“普世价值”来指引我国的改革实践。

　　西方以普世价值的名义推行自身价值观

　　“普世价值”不是抽象的价值共识，而是思想统治的形式，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支配人们头脑、规范人们行为、支撑相应国家制度的统治思想。人类的某些共同价值追求，无非以两种方式存在：

　　一是作为美好的愿望存在，例如人类“大同”的理想等，可以说是各民族世世代代的一种追求。其对于人类的道德进步和人性修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只限于道德价值，而不能作为实践的行动指南，因为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历史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不以人性的诉求为路径，只有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理想才具有实践意义。人们的主观愿望可以超越客观历史条件，想象美好的社会和完善的人性，也可以据此对现实作道德批判，但历史只能解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问题，科学理论只能回答已经进入实践视野的课题。这就是说，作为美好愿望的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科学理论，不能作为现实运动的行动指南。

　　二是作为一个时期社会的主流价值存在，例如封建社会的荣誉、门第，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等。其作为具体时代的价值共识，甚至获得了并不适合该价值的一些社会群体的认同，因而成为思想统治的最好方式，成为维护特定社会秩序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优势，依然维系着其思想上的统治，把持着强势话语权，有资格以“普世价值”名义推行自身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