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西方在国际政治中推动实现所谓的“普世价值”，引起巨大争议。西方一些国家把自己单方面界定的某些价值说成是“普世”的，并通过种种手段进行推销，甚至不惜诉诸武力，造成了世界上许多新的动荡。从国际政治实践来看，西方推动“普世价值”的结果基本上乏善可陈，甚至是灾难性的。“普世价值”今天已面临多重困境。
从程序困境到理念困境
“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应该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从未取得过共识。西方国家政府和主流媒体经常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人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认定的“普世价值”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价值可以是“普世价值”呢？比如，世界上大多数人大概都认同“和平”应该是“普世价值”，但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接受。再比如，中国人高度重视的“和谐”、“仁爱”、“责任”、“消除贫困”等价值，能不能成为“普世价值”？如能，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不能，那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首先涉及一个程序问题：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哪些价值可以成为“普世价值”？哪些价值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总该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取舍筛选的程序，总该让各国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么大的事只能由少数西方国家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正义和公道可言？
换言之，“普世价值”要“普世”，首先要解决“程序合法性”问题：把某种东西说成是“普世”的，说成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接受的，那就应该通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某种程序来加以确立，比如召开国际会议来进行讨论乃至谈判，最终形成国际共识，确定哪些价值属于全人类共享的，哪些不属于。唯有这样，“普世价值”才能令人信服，才能防止少数国家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需要，把自己界定的一些价值说成是“普世价值”，然后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对他国人民利益与福祉的巨大损害。
“普世价值”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这个理念本身的困境：西方国家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这个理念似乎经不起太多的推敲。人们不妨设问：即使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究竟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人权才是“普世价值”呢？比方说，花这么多钱的美式民主应该算“民主”还是“钱主”呢？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同时监控那么多本国和其他国家公民的网上言论和通信，这种美国特色的言论自由是全世界应该效仿的吗？至于人权，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如美国所说为了推动伊拉克人权呢，还是严重侵犯了伊拉克人民的人权呢？恐怕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一场导致十多万平民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非法战争，应该是本世纪违反国际法、武力侵犯人权的最严重事件之一。
此外，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不少领域内，国际社会还未形成共识。即使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一些领域内，西方一些国家迄今还不接受这些共识。以人权为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并参加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但美国拒不加入。从具体的人权来看，瑞典的社会福利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这在美国会被认为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的必修课，这在法国是无法容忍的；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1982年，这在美国则是难以接受的。
总之，一旦我们把许多抽象的概念适度具体化，就会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一些西方国家喜欢用抽象的概念忽悠人，背后往往是损人利己的战略利益考量。我们今天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抽象的概念适度具体化，然后再问几个为什么，这样就不会被西方话语忽悠了。西方到处宣扬民主是“普世价值”，我们可以明确回应：民主可以是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但西方民主制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普世价值”。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独特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属于“地方性知识”，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可以汲取西方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如果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那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望一个、失败一个。从今天席卷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看，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存在大量缺陷，甚至积重难返，其改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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