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國大革命與“自由、平等、博愛”思想

二、資產階級革命原則

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評價，引人關注的一是如何看待暴力革命的得與失，二是如何看待其精神遺產。暴力革命所引發的社會動蕩和無序狀態持續了多年，尤其是在革命過程中許多濫殺無辜或過激的甚至是恐怖的行為一直為人們所詬病。如革命者們竟然說出“共和國不需要學者”，不分青紅皂白地將罪不至死的化學革命之父拉瓦錫和許多包稅人一起送上了斷頭台。正如科恩在其《科學中的革命》中指出：“法國大革命的極端手段和暴力導致人們對無論哪種形式的革命都可能帶來的不幸結局以及它們的正常的、有益的結果產生憂慮”，“以后，法國大革命走向了極端，進入了恐怖時代，以至於‘革命’變成了一個與其說是表述飛速發展的詞，莫如說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詞。曾因參與法國大革命而受到政治迫害並於1794年移居美國的約瑟夫•普裡斯特利，為我們說明了18世紀末人們對革命的態度是怎樣發生變化的。”暴力革命對於推翻頑固的封建貴族專制體制往往是必需的，但由此帶來的一系列代價問題促使人們思考真正意義上的革命究竟應該是什麼，如何將革命的代價和弊端減少到最低程度。

關於法國大革命的遺產問題，是與對法國大革命的性質評價聯系在一起的。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法國大革命的實質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初創階段的一場血腥暴力革命。人民的起義成果是最終讓新興貴族和資產者們趁機奪取了全部立法權。他們頒布了著名的《人權宣言》，宣布平等、自由、法治和個人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等原則。這些原則的確立，體現了一種歷史進步和社會的發展趨勢，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人民的勝利，但從根本上來說，其實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因為法國人民在隨后的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之中並沒有得到多少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和民主。如1791年通過的《勒•夏普利埃法》，這個法又稱為《反公會法》，其目的是禁止工人、農業工人、家庭雇工集會結社，取消了工人罷工的自由。這個《反公會法》的制定過程，是完全合乎當時的法律程序的，因而是合法條令。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權宣言》中的承諾逐步得到了體現，但我們應該看到，這種歷史進步不是資本家發了善心的結果，而是人民不斷抗爭的產物，尤其是無產階級不斷與資產階級進行政治、經濟斗爭的結果。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如果沒有19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所開創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沒有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的影響，資本主義為了避免其滅亡的命運，不得已進行制度改良，就不會有今天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必須看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無論在制度設計上還是意識形態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發生了巨大變化。盡管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但教條式地對待馬列的預言，認為其短期內將會滅亡，已與事實不符。我們必須承認資本主義依然具有現實生命力的事實，做好應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將長期並存的局面，通過大力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完善經濟文化社會體制，以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事實來爭取世界上更多的人信仰科學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