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理論界富有創見的50個觀點

1.維穩之道，在於能辦小事

中醫講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哪疼就肯定哪不通。上下不通就是我們今天的基本症結，官僚體制辦大事，人民要辦小事，兩家互不通。官僚體制辦不了小事，而人民也辦不了事，全找政府辦小事，然后政府就逼著自己的公務員天天辦小事。而公務員體制是下邊聽從上面，辦大事的地方辦不了小事。因此，就有了周易中的“否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在“泰卦”中，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一心，國家就永遠打不倒，你能打敗別人，別人永遠打不敗你，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群眾路線。隻要黨和群眾在一起，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就叫人民民主、人民至上，政府就是公仆。——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潘維（觀察者網，2013年2月7日）

2.把促進公平正義也看作硬道理

公平正義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條紅線。從鄧小平理論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到江澤民同志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胡錦濤同志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公平正義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直到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公平正義始終作為一條紅線貫穿其中。其實，作為我們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之一，就是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的發展，在本質上，此即公平正義。——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韓慶祥（《北京日報》，2013年12月23日）

3.共享出彩機會須避免出現“無機會群體”

如果有競爭能力的群體變成了沒有機會的群體，將引發巨大的社會風險。沒有機會的社會群體不一定就是老弱病殘。調查數據顯示，在我國，一個人成功的概率，與其出生地高度正相關。出生在大城市的成功率高，出生在農村、邊遠地區的成功率相對低。大城市的經濟社會資源相比農村雄厚得多，城市戶籍人口的機會大大高於農村，經濟發達地區的機會高於老少邊窮地區。這裡的關鍵就是要做到資源配置的公平公正。避免出現“無機會群體”，既可以通過社會福利保障等平台、用轉移支付的辦法來幫助，也需要建立“競爭型的資源共享平台”。——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人民日報》，2013年4月9日）

4.對遲延退休者應有補償

不主張以“多繳少支”來損害參保人的利益，而是主張對遲延退休者應當有利益上的補償，即通過提高延遲退休者的養老金待遇來避免其利益受損，這才符合延遲退休只是合理調整人的生命周期、解決未來勞動力供給逐漸偏緊和維護代際負擔公平的取向。如果政策制定者隻有“多繳少支”的“算計”，其本身就失去了公正。社會保險制度的最大功能是能夠解除生活風險后顧之憂、為所有參保人提供穩定的安全預期，它的最大優勢即是在政府與雇主的分擔下實現參保人之間的互助共濟。如果每一個都要精確地算計自己的得失，則長壽者、疾患者的風險誰來分擔呢？況且誰也無法算定自己不長壽或者不生病。因此，社會保險實現的是在群體利益最大化中實現個人生活安全利益追求的制度安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新京報》，2013年9月24日）

5.階層固化比貧富差距更傷害國家

在轉型期由於腐敗就形成一種特殊利益集團。這些年的改革由於政治體制存在問題，導致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使階層出現“世襲”，造成官二代、富二代和貧二代、農二代的利益固化。這種社會階層的分化對立日益嚴重，造成草根階層失去向上流動的可能、中等收入階層產生嚴重的被剝奪感、新富階層則出現嚴重的移民傾向。我認為階層的固化比貧富差距對國家的傷害更嚴重。——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鳳凰網，2013年8月2日）

6.絕大多數社會組織是政府很好的幫手

現在我們就要給社會放權，政府退一步，社會才能進一步。怎麼樣處理好這個關系，首先政府要放棄不該管的、管不好的那些事情，把它放權給社會。我們要培育，要發展社會組織，特別是那幾類帶有公益性的、服務性的社會組織。比如行業、商會協會，科技類的社會組織、慈善公益類的社會組織，還有城鄉居民社區服務類的社會組織要大力發展，要改革管理體制。過去我們是著眼於對這些社會組織的管控，而不允許或者害怕搞大了，搞大了跟政府爭奪群眾怎麼辦，有很多疑慮。現在我們的思想要解放，絕大多數社會組織是公益性的、服務性的，是我們政府很好的幫手。——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龔維斌（人民網理論頻道，2013年11月25日）

7.房產稅擴大試點是大概率事件

推行房產稅是中國社會實現轉軌的客觀要求，大方向下只是或遲或早推進的問題。我國房產稅改革採取漸進推進、先行先試的方式，符合當下改革進入深水區的國情。要理性看待當前房產稅試點取得的成效。房產稅應定位於調節過高收入，隻能是“抽肥補瘦”，不能變成向普通百姓普遍征收。這一點，政策制定者在決策時，一定要給普通民眾吃個定心丸。以稅收領域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就直接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個稅、房產稅、遺產稅，這些都是“熱點”“難點”“敏感點”，但是無法回避。應引導理性討論，加快改革方案設計。在制定具體政策時，須明確，個稅、房產稅、遺產稅等稅種的調整，不是針對普通大眾，而是“抽肥補瘦”，著眼於縮小貧富差距。——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新華網，2013年8月16日）

8.建立中國人自己的“綠色”反思

中國的環保思潮與西方是接軌的，即中國人與西方人同樣需要環保，需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但在問題意識上卻是高度“西方化”的，即認為中國環境破壞的發生機制和當代西方相同，甚至就是一種“西方禍害”的東漸。相對而言，環保NGO的訴求更突出前者，“新左派”的環保觀更突出后者。這就造成一種現象：西方綠色思潮具有強烈的自我反思特征——從反思工業化、反思資本主義到反思“西方文明”、反思“現代性”﹔而中國一些綠色思潮的宣傳者卻有“喜歡西方的反思，卻不喜歡反思自己”的特點。 我是很贊成環保的，但我歷來主張“主義可拿來，問題需土產，思想要自立”，在中國講綠色思潮是要有自己的針對性的。——清華大學教授秦暉（《經濟觀察報》，2013年11月22日）

9.土地向少數公司和個人流轉集中應警惕

耕者才能有田，非耕者不能將田地出租獲利，否則會加重農業生產經營者的負擔。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等都是限制農用地轉租獲利的。由於限制轉租獲利，絕大多數國家的農用地價格是極其低廉的，但我國的農用地價格比發達國家高3-5倍，比發展中國家高5-10倍，這對農業發展是不利的。“增加農民（土地）財產性收益”的改革必須真正對農民有益。地權要平均，這裡的平均是指相對平均，因為人多地少，單個農戶家庭佔有的農業生產用地的規模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否則會造成生產經營規模不經濟或兩極分化。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在初次平均地權之后，一方面實行長子繼承制，另一方面限制城市人和工商資本購買農地，以保持農業規模經營穩定性和有序城市化。參考這樣的經驗，土地向少數公司和個人流轉集中的改革，應謹慎才是。——河北大學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李昌平（《南風窗》，2013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