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理論界富有創見的50個觀點

1.中國還沒到談“周期”“拐點”的時候

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還是小農經濟與市場化大生產這兩種生產方式的矛盾。中國落后的根源是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不消化農民工潮和小農經濟，只是在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折騰，不會有出路。現在很多人談“周期”、“拐點”，生產周期之所以會出現，是市場化大生產由於消費不足而引起的生產過剩危機，隻要能正確認識到所處的階段，就會發現，中國還沒有到談周期和拐點的時候，這些概念和現象都是生產社會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才適用的。所以，中國經濟最近的下降，並非市場經濟規律使然，而是政策失當所致。——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福垣（《南風窗》，2013年9月下）

2.中國房地產進入全新季節

從2013年開始，中國房地產將進入一個與過去10年完全不同的季節。一個全新的季節已經來臨，無論增長態勢、市場格局、政策趨勢以及產業組織等都將發生重要變化。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房地產需求仍將持續上升，但供不應求的局面已經過去，而供大於求的局面將逐步顯現，並且將主導未來的房地產發展大勢，房地產業將從“超高增長”轉變為“中低速增長”，在住宅房地產的價格變化上，不同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將從“普漲時代”進入“分化時代”。同時，房地產金融將從單一依賴信貸資金繼續轉向社會融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轉變，金融創新不可避免。——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曉（《京華時報》，2013年2月22日）

3.警惕“調結構”被濫用

在計劃經濟的慣性下，在各種經濟結構調整的錯誤思想影響下，調結構這個概念長期被濫用，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多種危害。一個危害是，調結構成為了一個大“筐”，什麼都往裡裝，容易掩蓋經濟中的主要矛盾。人們對於調結構的問題眾說紛紜，但是我們並沒有講清楚究竟要調整什麼，為什麼調，也沒有分清什麼是可以調整的結構。陷於含糊不清的調結構之中，經濟工作的著眼點就容易放在一些指標比例上，在數字上做文章，難免忽略對經濟問題的深刻分析。更重要的是，調結構往往取代了深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使得很多亟須推動的改革踏步不前。在傳統思想和做法的影響下，政府不斷地調整經濟結構，容易使市場失去價格信號、資源配置、優勝劣汰等基本功能，同時沒有做好制度建設。客觀上，傳統經濟結構調整的思路和做法，往往阻礙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財經》，2013年第31期）

4.雙軌制應一律消除掉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雙軌制維持了經濟的穩定，但同時也使社會上產生了很多不滿的情緒。現在中國已經具備了雙軌制改革的各種條件和市場環境：2012年，我們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6100美元，處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資本已經不是那麼短缺。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現在符合比較優勢了，即現在大部分的國有企業是可以盈利的，沒有繼續保護補貼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扭曲扳正。現在已經到了把雙軌制一律都消除掉的時候，否則會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社會的穩定。——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 （《經濟參考報》，2013年9月16日）

5.把經濟發展中的水分擠出去

中國經濟多年的高速增長，存在虛高成分，過高的增長成本、產能浪費和對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令“實在”的增長遠沒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樣精彩。摒棄唯速度的發展模式，重要內容之一是把發展中的水分擠出來。在我看來，這個水分主要不是指統計數據的水分。從專業角度上看，表現為瞎編數據的“人造水分”已經大規模減少，但是，增長的外延水分、內涵水分和生態破壞水分等三類水分，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簡而言之，外延水分就是指如果投資不能形成有效供應，那麼靠投資拉動的增長就是有水分的。如果經濟增長不能依靠更少的投入便可實現，那麼這種無效率或低效率的損失，就應當被視為增長的內涵水分。不講生態保護的增長減少了人類的福祉，這樣的經濟增長當然要大打折扣，這些折扣也是增長的水分。——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李揚（《經濟日報》， 2013年1月7日）

6.中國城鎮化速度基本合適

實際上，發達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有過城市化較快推進的時期，特別是德國和日本抓住了現代化發展階段的歷史機遇，快速推進城市化進程，日本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37.5%猛增到1955年的56.3%，5年上升了18.8個百分點，年均為3.766個百分點。對比德國和日本城市化曾經出現過的高速度，中國的城鎮化速度並不是獨有的，也不是最高的，更不能認定為不合理。城鎮化是否合理，主要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作為標准，而是要看城鎮化的健康狀況。在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城鎮並沒有出現諸如拉美國家和印度那樣嚴重的“城市病”，大量的失業人口和大面積的貧民窟。由此可以判斷，中國城鎮化速度是基本合適的。——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佔斌（《瞭望》，2013年3月12日）

7.中國經濟 “下限”應該守也必須守

對守“下限”我們也不可掉以輕心。也許有人問，政府為何一定要守“下限”？我的回答是，守“下限”當然是為了守就業。經濟學有個奧肯法則，說一國經濟增長與失業呈反比關系。美國的經驗比值是 1︰2.5，即失業率要降低1%，經濟就得增長2.5%。中國國情有別，是否也是 1︰2.5，我不確定﹔但可確定的是，中國經濟下滑照樣會增加失業，故為就業計，我們必須守住“下限”。放眼看，今天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政府表態不刺激經濟，就連市場化很高的美國，房貸危機后也照樣救市。中國怎可能例外呢？所以政府不刺激經濟隻能是相對的，也是有條件的﹔經濟一旦滑出“下限”，政府該出手還得出手。——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部主任王東京（《學習時報》，2013年9月29日）

8.中國經濟開始進入個位數增長的“換檔期”

從世界各個國家發展經驗來看，一個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時期，也是社會上各種矛盾比較充分的展現和暴露的階段。姑且不論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但是像貧富差距、就業壓力、土地拆遷、貪污腐敗等其他國家在這個時期出現的這些問題，在我們國家也相當程度地存在。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現在已經位列世界第二，可以說是一個不小的塊頭了。客觀地講，由於基數的增大以及發展方式的轉型，長期保持GDP兩位數的高速增長，這種可能已經不是常態了。中國經濟開始進入到個位數的增長階段，也就是換檔期。在這個階段我們應該更加尊重經濟發展規律，更多強調經濟增長效率，保持年均7%-8%的增長速度，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完全有可能。——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中國企業報》，2013年2月4日）

9.中國基礎設施尚有較大投資空間

“投資過度”問題一直就是學者與市場熱議的話題，特別是在2008年國家的“4萬億”投資出台后，由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的持續性更是受到多方的質疑。對中國的基礎設施存量進行了測算之后，我們發現，無論是總量、人均資本存量還是資本產出比，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相比，都顯示出中國的基礎設施尚有較大的投資空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鬆（《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