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
孔子
司馬遷
歐陽修
司馬光
讓我們從亞裡士多德的《詩學》談起。作為一個“愛智者”，他雖然淡化了其老師柏拉圖對於詩人的憤怒與輕蔑，卻仍在這本書中排出了“哲學強於文學、文學強於史學”的知識等級序列。
所以，如果我們還保有對於異在文明的敏感，尚未被近代以來的西方沖擊所全然同化，那麼我們就不妨說，在古希臘的文化發展歷程中，之所以有傳統上所謂的“文學年代”和“哲學年代”等等，其底層的原因就在於，文學、哲學和史學各科，一直都在相爭與角力。
然而這種情況，對於同樣處在“軸心時代”的中國人來說，卻完全是不可想象的。無論如何，史家在中國文明中的地位，顯然都是相對更高的、不受爭議的﹔而他們所代表的那種知識類型，也是所有學者都必須具備的。
由此，也就想到了露絲·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對主義”——無論她的具體論點如何受到學術史的洗汰，然而她那種富含平等精神的方法革新，都從未顯得過時。
從這樣的立場革新出發，我們就可以推導出，對於處於不同“文化模式”的人類部落而言，“記述往事”這樣一件文化工作，盡管從來都屬不可缺少，但其意義也是不可通分的，而它們經由源頭流過來的河床，也是大相徑庭的。
就中國與西方的不同史家傳統而言，簡要一點兒說，它們一個是來自《尚書》和孔夫子、司馬遷和司馬光，另一個則是來自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吉本和蘭克。
那麼與此相應，雖然同樣都在記述往事，然而文化記憶這件事本身，在中國文明的結構中，卻是由具有不同地位的社會精英所承擔的，由此它的地位也要顯赫得多，被看重得多。
對於這一點，即使到了中國文明已在解體的時代，我們也還能從早期清華國學院的教師構成中看出來——它那舉世聞名的“五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雖然其知識面都非常淵博，但其中為主的都還是以史學名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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