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史教”的衰微，這個文明正遭遇到非常獨特的重大危機
當然也無可否認，西方史學作為一種重要的知識系統，從來都有它值得學習的一面，包括晚近以來的似乎特別走紅的全球史、環境史、婦女史等等，我今后還會一如既往地，繼續主持這方面的介紹與引進。只是，這種跨文化的學習，又不能是失去主體性的，和矯枉過正的。
回顧起來，過去時代的中國人，哪怕是他們中間的史家，對於歷史的了解也是管窺式的、散點式的、不無模糊的，而缺乏西方式的知識系統。正是這種明顯的缺陷，說服了包括梁啟超等人在內的學者，必須要從西方那裡汲取史學的營養。
到了現在，我們的史學倒是越來越科學化、知識化、系統化了。隻可惜，在以個人為創新本位的西式專利制度下，由於各種各樣的身外之物的誘惑，致使種種挖空心思的“反彈琵琶”，幾乎已是層出不窮和見怪不怪，從而使得史學不僅不再能倚靠經學，反而往往更加雷同於文學。
這就不光是矯枉過正的問題了，這是完全發展到事情的反面了！本來，人們是嫌古代的史學還不夠“求是”和“求真”，才動議要向西方史學學習的。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如今這種學習的結果卻是，反而喪失了做學問的道義前提，淪落到了各種隨心所欲的文字游戲中。
最可怕的是，就連很多研究者本人，也是非常坦然地、不以為恥地、自覺自願地，以此來游戲人生和游戲文字。而這樣一來，中國人希望取法西學而獲得的“進步”，也就突然變得已是適得其反了。
公正而平心地說，中國的史學傳統本身，本來當然既有優秀的、需要保留的一面，也有不好的、需要改進的一面。而犬牙交錯的是，我們現在當然也向西方學界討教了一些值得學習的東西，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把自家原本較有價值的東西，給心懷鄙夷地自暴自棄掉了。
尤其是，如果考慮到路徑依賴的問題，由於對於往事的記述，在中國文明的特有結構與文化心理中，原本佔據著更為重要的地位，那麼，由此帶來的文化紊亂與失序，也就意味著更加深重的問題——由於“史教”的衰微，這個文明正遭遇到非常獨特的重大危機。
也就是說，盡管中國並無宗教式的精神形態，但正由於“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史學才使得人們對於身后，也有了同樣的關懷和惕懼——而中國式的、具有人格品格的倫理道德，很大程度上就附麗於此。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論語·季氏》）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同樣地，現在再來讀早期北島最有名的那首詩，也會讀到對於歷史的這種敬畏，那是中國人在絕望狀態下的最后希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証，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然而，既然現在連“良史”本身都不存在了，那些想要為非作歹的人，也就更加肆無忌憚了。比路易十五那句“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更為可怕的是，眼下就連“死后”也都再沒有人感到畏懼了，因為干脆再沒有史家們去秉筆直書了，而且人們也干脆不再閱讀歷史了。
既然隻剩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証”了，那就索性借著這一肚子的下流去暢通無阻吧——這就是當今中國的主流風習！
“秉筆直書”的道義沖動，不應被徒具表面的學術外衣所抑制
更加諷刺的是，在解構掉了史學的主流之后，反而是曾被儒家強力壓制的、以往不能登堂入室的“佞史”傳統，倒在官僚統治的現代社會遍地開花了。回顧起來，沉浸在經學詮釋中的歷代學者，早就借著對於所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的解釋，而指出了這種“小傳統”的暗中存在：
“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譏失其義、陳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譏為浮夸者，是也。”（劉寶楠：《論語正義》）
“質朴勝過文採，則像一鄉野人。文採勝過了質朴，則像廟裡的祝官（或衙門裡的文書員）。”（錢穆：《論語新解》）
這樣一來，歷史學家們，也就從最值得尊重的、代表文明高度的人，一下子轉變成了最可有可無的、根本不值一提的人了。這也就是陳寅恪所代表的那種氣節和氣度，為什麼突然顯得如此遙不可及的原因。
更加要命的是，晚近以來，在科技官僚的外行壓力下，在“世界一流大學”的空洞誘惑下，西方史學所帶來的那種形式合理性，也已成為各種社科基金的主要考核指標，而在這種徒具表面的學術外衣之下，所謂“秉筆直書”的道義沖動，反而更加要被抑制住了——否則豈有得到批准立項的可能？
事實上，那些被孔子深度厭惡的“巧言令色”的佞史，向來都比膽識具備的令人欽敬的良史更容易謬種流傳，因而也更容易形成氣候。於是長期以來，他們總是可以提供大部頭的史籍來粉飾太平，總是可以提供最瑣碎的斷爛朝報來堆滿書架，總是可以提供無厘頭的野史掌故來充斥巷議，總是可以反復炒作舊芝麻陳谷子來為傳媒補白……然而，他們到頭來也總是逃不脫這樣的不治之症：無論如何也提不出任何獨立的識斷、判定與抉擇。而由此一來，這群人簡直就把整個歷史學科都給消費和透支掉了，也就是說，他們既已向當朝的權貴証明了，歷史編纂對於任何不合理的東西都是有益無害的，其實也就向后世的子孫証明了，歷史編纂對於任何嚴肅的精神事業都是毫無意義的！
正因為這樣，當今的中國史學家們，也都罕有那種奮勇的擔當了。我反而經常痛心地看到，那些研究中國經學史的人，可以比朱熹還更清楚歷史的細節，然而這些從業者的平均道德水准，即使以較為委婉的口氣來表述，也絕對不會高於普通的百姓。
與之相反，倒是在狹小的民間社會，還有些以業余興趣來記述往事的人。也反而倒是他們，還更多地保留了以往那種史家的風格，比如從老年人寫作的回憶錄，到記者們寫作的歷史演義，從已有的歷史雜志，到新創的網絡刊物。
隻可惜，又顯得相當吊詭的是，這些人所表現出的學術水准，也大多只是業余的。所以，那些受過更加嚴格訓練的——其中當然已包含西學的訓練——所謂“學院派”的史學家們，又往往不大能看得起他們。
所以說，下一位陳寅恪、下一位歐陽修或司馬光，乃至下一位孔夫子，才是應當被我們焦急等待的、真正具有文化聚斂意義的“良史”。（作者系清華大學教授、國學研究院副院長）
（劉東 作者系清華大學教授、國學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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