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道義和價值的深切關懷，對於歷史責任的牢牢銘記，貫穿始終地成為這種獨特史學的典型特征
盡管在運用像“文學”、“哲學”這類產生於文明間的“洋涇浜術語”時，需要特別小心，但我們眼下可以姑且假設一下，如果在古代中國確實有過“文學”和“史學”的話，那麼，對應著古希臘從“迷索思”向“邏格斯”的過渡、或者對應著它從“文學年代”向“哲學年代”的過渡，在中國這邊的相應知識類型分化或發展，就應當是孟子所說的“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寫作《春秋》之前，神州就沒有對於往事的記述了，相反，這種工作在此前也是由來已久的。比如，李澤厚就曾撰文認為，當時的史官這個職業，是從再往前的巫師那裡演化而來的。
但無論如何，儒家當時對於歷史敘事的突出的道德關切，卻開辟了記述往事的新型流派乃至主流流派，從而決定性地構成了中國史學的主要底色。
正是基於它的高蹈於眾的地位，我們才能領悟到，為什麼孔子又會說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事實上，孔子這裡所使用的、和“野”相對的那“史”字，首先都不是在描摹某種狀態，而是在刻畫某種社會分工。也就是說，它們的原初意義應當更為生鮮，是在切實地指謂某類實存的對象，並不能跟現代漢語中分工明確的形容詞直接劃上等號。我覺得，隻有在明確了這一層之后，我們才有可能進一步領悟到，其實除掉上面提到的第一重關系——即“文”與“質”之間的關系之外，孔子這句話還涉及了另一重關系，即在“野（人）”和“（祝）史”乃至“君子”這三個群體之間的對應關系。
這也就意味著，“史”這個字在這裡指稱的，當然不會是能寫出《春秋》的“良史”，而是在此之前已然普遍墮落的、正分工掌管著文書的“祝史”，或者被孔子所深度厭惡的、隻會“巧言令色”的“佞史”。對於這種社會的分化，章學誠的表述雖然不同，但也有大致仿佛的論述：
“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后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章學誠：《文史通義》）
由此可知，雖然此前早已有了這方面的從業者，但由《春秋》所代表的史學革新，仍然是非常關鍵的轉折——無論孟子“《詩》亡然后《春秋》作”的說法，是否確實是於史有征的，總之都因其演成了儒家的標准說法，所以至少在后世的沿革中，對於中國的史學起到了關鍵的型塑作用。
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會順勢看到，對於道義和價值的深切關懷，對於人物品行的評判臧否，對於歷史責任的牢牢銘記，也就貫穿始終地成為這種獨特史學的典型特征。
這種把對於往事的記述看得“惟此為大”的傳統，一直在中國文明的進程中傳遞和延續下來
進一步說，既然是“《詩》亡然后《春秋》作”，那麼進行“作《春秋》”這樣的積極主體活動，也就獲得了其先入為主的目的和動機。也就是說，人們記述、提醒和評論往事的基本目的，不可動搖地在於修正和扳回此后的歷史軌跡，使之逐漸返回到那個足以產生“思無邪”的《詩經》的淳厚年代，這也就是所謂有著“王者之跡”的“三代”。
對於這一點，如果那些有考古癖的還原主義者，此刻又想科學地來“古史辨”一把，那是根本沒有用武之地的——就算這個理想化的“三代”，是被前人虛擬地幻想出來的，然而對於后人來說，他們對於“三代”的不斷熱心懷想，卻也是現實存在和確鑿無疑的。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就不妨說，實則此后的中國歷史，就是在以一種“向后回溯”的表面形式，來獨特地展開其向前的展望，和開辟其發展的路徑。它很有理由地認為，要是沒有對於原初人類生活狀態的理想假設，也就失去了讓后世復歸於此的說服力。
由此，就可以順便澄清一個由來已久的誤解了。自從中西文化在近代碰撞以來，人們便一直循著“種加屬差”的定義規則，來尋找某種導致中國“落后”的肇因。而這樣一來，跟沒有“悲劇”的文體大體相同，人們也一直在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荷馬式的“史詩”文體，而深深地引以為恥。
有意思的是，大概正是為了洗雪這種“國恥”，還專門在這麼一個現時代，在位於中國境內的西藏，發掘出舉世最長的中國史詩——《格薩爾王》。
然而，如果把思想解放一下，反而可以轉而悟到，不再依靠盲詩人的集體傳唱來記述往事，正說明古代中國早在往事記述方面，有了更加個性化的、從而更加發達的寫作方式。也正是這一點，才使得史學在中國社會的權重更大。
這種尊重史學的文化心理，作為一種必備的文化修養，當然也同樣傳遞給了后來的統治者，對此隻要看看范祖禹的《帝學》，就可以獲得篤定的了解。而由此就更反過來保障了中國歷代史官的高尚地位，從來都跟西方歷史學家的地位完全不同。
我們再看看素為歷代士夫所重的官修正史，再回想一下它的儼然編修過程，也同樣可以知道，這種把對於往事的記述看得“惟此為大”的傳統，的確是一直在中國文明的進程中傳遞和延續了下來。
另一方面，正由於有了“《詩》亡然后《春秋》作”的道義起點，有了聖人訓誡的耳提面命，又使得中國的那些史家們，即使身在官場甚至宮中，也仍然相當程度地保留了“秉筆直書”的史德。在這方面，正如人們所長期熟知和傳誦的，出現過許多非常感人的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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