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地反思的結果,它同中國傳統文化既有民族性距離,也有時代性差異。但是,既然它們都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積澱起來的優秀成果,必有其可通約之處。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際歷史進程和豐富經驗本身,也充分証明了存在著兩者彼此融合的內在可能性。我們以往注意它們差別的方面多,而揭示其親和性的一面較少,現在是應該著重做這方面工作的時候了。因為這項工作,也是提升我們文化自信心的需要,是建構文化強國的需要,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需要。
理論選擇的背后,除了實踐選擇,更是文化選擇。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解釋學背景
“五四”運動無疑是馬克思主義融入中國本土的重要契機,當時“西學東漸”日熾,傳入中國的西方思潮、學說、理論花樣繁多,不下十幾種,但為什麼單單馬克思主義最后勝出,被我們選擇和接受?這絕非偶然。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當然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契合了中國社會變革的歷史需要,但從更深層看,它還是中國文化選擇的結果。離開了文化上的親和性,單純的歷史需要不足以使他者文化的中國化成為可能。因此,理論選擇的背后,除了實踐選擇,更是文化選擇。沒有文化選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不可能實現。
理論傳播就像植物移植,倘若水土不服,最后也難以成活。中國傳統文化同歐洲大陸哲學之間具有某種親和性,而同英美傳統就存在清晰的異質性,譬如英美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分析哲學,就很難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獲得實質性的生存。嚴復譯介英國的自由主義,胡適譯介美國的自由主義,都未能在中國“成活”。分析哲學雖然早已傳入中國,但也並未真正“扎根”。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歸根到底不能不有賴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某種同構關系。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解釋學背景。未經中國傳統文化中介的馬克思主義,是無法融入中國本土的,也不可能真正在中國大地上扎根、開花和結果。這種中國化的過程,決不是簡單的比附或格義,而是內在的會通。早在1938年10月,毛澤東就曾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所謂“民族形式”包括“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其中自然包含語言層面。語言不僅僅屬於形式,還必然具有內容。海德格爾說得好:“語言是存在的家。”一種語言實際上就表征著某個特定民族的存在方式。在此意義上,語言是文化的,既是其形式,也是其內涵。它積澱著一個民族的生存史和發展史,同時也濃縮著這個民族的生存智慧,內在地蘊含著它的哲學理念。所以,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實質上就是兩種文化在其本根處的相遇、翻譯、對話和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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