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所帶來的變化是雙向的,即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
毛澤東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但他並沒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全盤吸收的態度,而是採取辯証分析的方法,即“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以中庸為例,毛澤東強調:“這個思想(指中庸觀念——引者注)的確……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在哲學批注中,他又指出:“中庸思想本來有折衷主義的成分,它是反對廢止剝削又反對過分剝削的折衷主義,是孔子主義即儒家思想的基礎。不是‘被人曲解’,它本來就是這樣的。”毛澤東還曾經檢討和批評“五四運動”存在的“形式主義”偏差,指出其對本土文化傳統缺乏必要的具體分析。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上,毛澤東也沒有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是充分利用中國的優秀文化資源,來抵制和預防那種脫離中國國情的“言必稱希臘”的教條主義偏差。
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形式和最新成果。在融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同樣作出了新的探索和貢獻。1982年9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閉幕詞中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要論斷。所謂“自己的路”,即文化意義上的民族自我所要走的獨特道路,屬於社會主義這一普遍道路的特殊形態。它的這種特殊性,無疑是由中國傳統文化塑造而成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最深刻的層面上規定了“中國特色”的基本內涵。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現過程,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復興過程。社會主義及其制度安排的歷史合法性,來自馬克思主義提供的科學証明﹔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是中國傳統文化自覺和自信的必然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科學體系,其中包括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和諧社會、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等重要思想。這個體系無疑體現並貫徹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一般要求。但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同樣需要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在擺脫了蘇聯模式的局限之后,還需要在改革開放中防止和矯正西方化的偏差。對於中國來說,現代化是伴隨“西學東漸”而興起的歷史運動,長期以來受到“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偏見的影響。早在“五四”時代就曾出現過“全盤西化”的主張。改革開放以來,也有一個必須正視中國國情的問題,其中就包括正視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塑造的中國人的“此在性”這一不可剔除的重要變量,以便獲得足夠的免疫力。
具體地說,市場經濟所固有的自發調節要求,與道家的“無為而治”相契合。競爭原則與倫理原則的互補,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中國傳統文化中以義制利的“義利之辨”,對於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弱化市場邏輯帶來的惡性競爭,促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有其積極的意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同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理念之間也存在著某種貫通。中國文化追求天地人的和諧相處,並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和合為鵠的,這也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目標。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推進,同樣需要從中國古代民本思想那裡汲取文化資源。民本固然不等於民主,但對民眾的重視畢竟同民主具有相似的取向,所以民本思想能夠為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文化層面上的滋養。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在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方面,單純的道德或單純的法律,都不足以實現治理目標﹔隻有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才能達成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公序良俗。所以,“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配合,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要求。小康社會的目標,同樣內蘊著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小康”一詞本來就源自五經之一的《禮記》,但它被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的時代內涵。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所帶來的變化是雙向的,即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這無疑是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互動,它們既互為中介,又相互改變。其結果就是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意義上,成就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偉業。
(作者系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許嘉璐先生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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