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証法折射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分為二”“中庸”等智慧,“天人合一”、“大同”等社會理想也類似於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
“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顯示出辯証法賴以展開並完成自身的基本結構,這兩個方面是互補整合的關系。宋儒程頤解《中庸》說:“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由“一理”到“萬事”的過渡,其實就蘊含著“一分為二”的內在結構,因為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而“萬事復合為一理”,則是“合二而一”的完成。這一結構,恰恰吻合了馬克思的辯証法關於矛盾的生成和消解的主導線索。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指出:“辯証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他在《矛盾論》中對此作了全面的展開和發揮。這個思想雖然是繼承了列寧的觀點,因為列寧說過:“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証法的實質。”他認為“可以把辯証法簡要地規定為關於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証法的核心”,但在毛澤東那裡,這個命題卻是用中國語言敘述出來的。例如作為關鍵詞的“矛盾”概念,就內蘊著“一陰一陽之謂道”和“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的辯証思維,折射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
“天人合一”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型。錢穆先生說:“中國文化的特質,可以‘一天人,合內外’六字盡之。”“天人合一”大致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指實體意義上的,即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二是指境界意義上的,即自然而然同人為性的一致。毛澤東堅持的“實事求是”唯物論立場,其中就蘊含著人道合於天道的觀念﹔他關於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及其關系的思想,同樣貫徹了“天人合一”的觀念,因為自由王國意味著既自然而然、又自覺自願。在馬克思那裡,作為理想社會目標的共產主義,其重要內涵之一就是人與自然界之間矛盾的徹底解決。而且馬克思揭示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及其統一,並將其訴諸人類的全部歷史。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可以被理解為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天人合一”。當然,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是通過把握其歷史地分裂和歷史地統一來給出答案的,所以他把解決人和自然的分裂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旨歸。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乃是自然和人的同時解放。事實上,中國文化也並非只是言“合”,而是在“分”的基礎上的“合”。因為天人未有分,何以言合呢?一講到“天人合一”,實際上就已經暗示了天人相分的關系。馬克思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歷史的分析,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歷史發生和歷史地解決的內在邏輯,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把“共產主義”理解為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我之間的矛盾的徹底解決。而這樣一個“自由王國”,其實也就是儒家所謂的“大同理想”。《禮記》“禮運”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道”行於“天下”,而無偏至,亦無偏私,此之謂“公”。它顯然是超越相對的善與相對的惡之后所達到的至善。這正類似於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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