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對“實踐”至上性和優先性的強調,與追求“知行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成功范例,乃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內在融合的最典型體現。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領會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質和特點,也就把握了這種融合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理路。
毛澤東曾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就已傳入中國,但何以未能形成氣候,而只是到了十月革命爆發,才真正被中國社會所接納和認同?中國文化具有悠久的強調“效驗”的傳統,譬如墨子有“三表”說,不僅要求“本之”、“原之”,更在意“用之”﹔荀子有“符驗”說,主張“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韓非子有“參驗”說,所謂“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十月革命証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力量,這無疑是中國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由。而這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的一致之處,也是中國傳統文化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深層原因。青年毛澤東在給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曾經批評羅素的學說為“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因為“事實是當前的,是不能消滅的,是知了就要行的”。“知了就要行”無疑是中國傳統文化知行合一品格的體現和訴求,它成為毛澤東選擇外來思想的重要尺度。正是基於這一點,毛澤東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証實而容易被人搖動。”
青年毛澤東就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詩句,它透顯出毛澤東對我們這個多災多難民族的救世情懷和抱負,濃縮並折射著儒家思想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所固有的拯救情結和擔當意識。《論語·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張載也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願。與此相似,馬克思自少年就立志“為人類而工作”,到了大學階段即渴慕扮演“普羅米修斯式”犧牲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哲學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學化”,成為馬克思終其一生所孜孜以求的志向和理想。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正是以人的歷史解放和全面發展為歸宿,以自由王國為理想社會的目標。所有這些,無不體現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內在契合。以出世的境界做入世的功夫,既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精神,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訴求。因為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拒絕把入世和出世撅為兩截。
馬克思主義在其哲學前提上特別強調實踐的至上性和優先性,馬克思甚至把自己的哲學就叫做“實踐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對舊哲學的超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近代以來,西方哲學就試圖回到人的存在,有笛卡爾的“我思故為在”,有海德格爾的“語言是存在的家”,有哲學解釋學的“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而馬克思所說的實踐作為總體范疇,才能夠最充分地表征人的存在,因此可以說是“我實踐故我在”。第二,馬克思的貢獻並不在於提出對現實的“批判”,因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就是一個批判的時代,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都在批判現實。馬克思的獨特貢獻僅僅在於給出了一種真正有效的批判方式。馬克思之前的批判方式大致有兩種:一是思辨的批判,它天真地認為隻要在人的大腦中置換幾個范疇,現實就將為之改觀,像青年黑格爾派所主張的那樣﹔二是道德的批判,它幼稚地以為隻要訴諸對於現實的道德譴責,就能夠改變現實的一切,像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的立場。在馬克思看來,這些批判方式都是蒼白無力的,因為“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麼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由此決定了“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所以,實踐的批判才是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批判方式,它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同於其他一切哲學的特質。
毛澤東無疑繼承了馬克思以“改變世界”為己任的哲學品格,強調“實踐高於認識”,認為“實踐的觀點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指出:“哲學的研究不是為著滿足好奇心,而是為改造世界。”此外,毛澤東還強調人們“隻有在實踐過程才能暴露其(指事物——引者注)本質而理解它”。他說:“書齋中不能發展理論。”所以,在毛澤東看來,發展理論說到底是一個實踐的問題,而不是理論本身的問題。應該說,這些見解是非常深刻的,但其中依然顯露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色。毛澤東創立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路線,他關於要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裡解放出來、變成群眾手裡的銳利武器的說法,他期望人們學會讀社會生活這本大書,無不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特別重視實踐的取向。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更推崇“行”,也更信任“行”,尤其強調“踐履”的功夫。
中國傳統文化自覺追求“知行合一”。毛澤東的《實踐論》,是一部緊密聯系中國革命實際,創造性地闡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副標題即為“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毛澤東認為,“知”和“行”相割裂,正是造成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一個重要根源。教條主義執著於“知”而遺忘了“行”,片面地夸大理論的價值,以至於使之變成一個自足的規定,從而脫離了實際和實踐。與此相反,經驗主義走向另一個極端,固守於“行”而遺忘了“知”,片面地夸大狹隘經驗的意義,而無視理論的指導和規范作用。這兩種傾向,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都曾經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和慘痛教訓。正是為了從理論上清算這兩種偏頗,毛澤東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集中體現了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繼承和發展。正是在毛澤東關於實踐論的論述中,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學說,達到了圓融無礙的境界。毛澤東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