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部 劉新如
作風與戰斗力——鍛造永不卷刃的“精神刀鋒”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戰爭既是武器和戰術的對抗，也是作風和精神的較量。
曾有文章考証，一度相傳的清軍艦炮晾晒衣物，並無事實根據。但多種資料表明，北洋水師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受沒落王朝腐朽頹廢之風浸淫，確實軍風敗壞，弊端叢生。士兵“腰間皆斜插煙槍一支”，“平居煙酒淫賭，沉溺往返”，甚至管帶也側身其間，大敵當前而“逐聲妓未歸”。演習訓練則虛應故事，欺上瞞下。“平日操練炮靶、雷靶，惟船動而靶不動”﹔每次演習，總是“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齊，空給觀者以威力強大的假象”。
弄虛作假可以欺騙自己，欺騙許多人，卻無法欺騙自己的敵人。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日艦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艦隊9倍以上。更令人震驚的是，在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藥“實有土沙、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
盡管北洋海軍中鄧世昌、林永生等官兵浴血奮戰，實踐了“與軍艦共存亡”的諾言，但總體上這支新式軍隊，與文恬武嬉的八旗綠營腐敗軍風相差無幾，無法經受實戰的檢驗。
“作風就是戰斗力”，徐向前元帥的這句名言，其實是古往今來的一條鐵律。戰爭實踐反復証明，優良作風才能塑造英雄部隊，作風鬆散可以搞垮常勝之師。在斧鉞捉對、血雨腥風的戰場上，對軍隊來說，優良作風就是銳不可當的氣勢，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氣概。一支精神委靡、作風渙散的軍隊是不可能有戰斗力、不可能打勝仗的。
戰爭最終檢驗、証明一支軍隊。在長期的軍事實踐中，我軍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這是人民軍隊的鮮明特色和政治優勢。80多年來，我軍之所以能夠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從勝利走向勝利，作風優良是重要法寶和根本保証。無論時代如何發展、社會環境如何變化，我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永遠不能丟。
強軍必須強作風，興軍必須興作風。人民軍隊在強軍興軍征程中，把作風建設作為“生命工程”來對待，作為“勝利之源”來維護，鍛造克敵制勝的“精神刀鋒”，弘揚革命戰爭時期那種戰斗精神和戰斗作風，這是歷史的昭示，更是時代的呼喚！
變革與現代化——在突破體制機制痼疾和利益固化藩籬中前行
甲午戰爭提供了一塊再好不過的切片，讓我們探尋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革的玄機。
龍躍在淵，革故鼎新。“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工業化、現代化運動，也可以說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和軍事變革。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清政府為了“自強”，先后創建江南制造局，設立兵工廠，建立軍事學堂，編設防軍和練軍，發展新式海軍，編練新式陸軍，這場變革“仿效西法”雖取得一時成就，但“徒襲人之皮毛，而未顧己之命脈”，“自強”的目的並沒有達到。
“洋務運動”為何以失敗而告終？當年李鴻章有一段為人們所熟知的話：“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變革思想主導下，“洋務運動”雖然引進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裝備，但由於固守腐朽沒落的“朝制”，試圖通過小修小補解決問題，使得社會和軍隊組織體制機制的改進甚微，即使是新建的海軍，官制也完全按舊軍制，而且具有濃厚的私屬性和嚴重的派系，甚至海軍建設本身最后也成了利益分贓。晚清社會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皆以自己固有的狹隘利益為出發點，而忘記了變革圖強之大義，實際上都成了埋葬北洋艦隊乃至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甲午戰敗之后激起的一場新的“戊戌變法”運動，也在舊政治利益享有者的極力反對、抵制、絞殺下，前后僅百余日便告破產。
當時清政府雇佣的一個英國雇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比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們以為它醒了，但過了一陣，卻看它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打個哈欠，又朦朧地睡著了。”
正如百川東去，歷史總是在變革中迸發前行的力量。而變革與現代化如影隨形，相互激蕩。
綿延35年的“洋務運動”，已經化為歷史的煙雲。國運滄桑，甲子輪回。今天，歷經35載的改革開放，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時代節點上。
回眸歷史可以發現，任何改革創新，都不可避免地沖擊既定規則，觸及既得利益。而體制機制的障礙，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約，往往會成為變革中難以解開的死結。在近代社會、軍事變革中，中國錯失了一次次良機，釀成了一次次歷史悲劇。
“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獨行，才彌足珍貴”。今天的改革，無論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還是體制機制的轉型，都是硬骨頭，都要涉險灘。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調整，人們利益越來越多樣化，任何一項改革都很難滿足各個群體的利益訴求。利益固化的藩籬不打破，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不克服，全面深化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頭也得啃，再深的險灘也得蹚。隻有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超常的膽識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才能開辟一片新的天地，寫下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歷史新篇章。
逝者已往矣，來者猶可追！
（題圖設計：倉小寶、李宇陽）
作者后記
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什麼甲午……”不少國人對國恥已經麻木了。新拍攝的故事片《甲午大海戰》，在某大城市放映，整個放映廳隻有區區5個觀眾。
能簡單地驚呼“可悲、可嘆”嗎？從1840年6月28日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近代以來國人經受的苦難和失敗太多了，堪稱“國恥日”的日子一個接著一個，到底以哪一天做這個沉重的紀念日，其實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真正從心底喚起國民強烈的恥辱意識。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反思歷史，就是反思自己。由民族恥辱帶來的國民性的反思，應當首先從知恥開始。
人們喜歡紀念勝利和成功，這無疑給人以信心和勇氣，但我們更需要銘記失敗和恥辱。從某種意義上說，后者比前者更有價值。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辱感是人類捍衛自尊的基礎、追求自強的動力，也是人類最珍貴的情感和認知能力。
作為一種自審意識，人的恥辱感與對國家、民族應負的責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到齊師孫臏的雪恥敗魏﹔從耶路撒冷猶太人的“哭牆”，到俄羅斯的無名烈士墓，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表明，一個自強的民族，必然善於從恥辱中獲得啟迪和激勵，從失敗中汲取制勝之道。日本民族是一個恥文化發達的民族，日本人對軍國主義的侵略史已經淡忘，但對自己的戰敗史、屈辱史卻記憶猶新。而健忘、苟且、沒有恥辱感的國民性，恰是不少國人一條致命的疤痕。在現實生活中，歷史被遺忘，屈辱被戲說，英雄被解構，並不是什麼驚奇的事情。
“知恥近乎勇”。不對“恥”進行艱難、深沉的思索，不從心底喚起國人的恥辱感，就不能期望“勇”來得多麼飚烈、持久。正如馬克思曾深刻指出的﹔“如果一個國家真正感到了恥辱，那它就會像一隻蜷伏下來的獅子，准備向前扑去……”
一個健忘、苟且、沒有恥辱感的民族，是沒有遠大未來的。隻要中華民族還在延續，隻要我們要圓中國夢、強軍夢，就不能也不應忘記還有甲午這場改變國家歷史走向的戰爭。而阻止對歷史的遺忘，隻向大海英靈撒幾片花瓣是遠遠不夠的。
當年，魯迅先生為了紀念“左聯”五烈士，曾悲憤地寫下《為了忘卻的紀念》，作者的深意其實是為了“不忘卻”，並以此來警醒國民麻木的心靈。
當歷史的車輪碾出120道年輪之后，今天追憶甲午戰爭，能不能強化一下民族恥辱感的國家記憶？能不能保持我們曾經獲得的民族覺醒和自尊？能不能永遠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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