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何以變阻力為助力

政治活動作為人類活動的一部分，是人類作為社會性群體為協調相互關系、實現共同目標而採取的一種活動機制。政治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一部分，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永恆追求。但同時，政治又始終圍繞著權力展開，通過權力的承載者——“官”去運行。於是，權力作為一種有限資源，勢必會受到眾多追逐者通過當“官”的方式競相獲取，無論這一組織是何種形式的組織。所以，從本質上講，隨階級社會與生俱來的“官”與政治文明天然就是對立存在的﹔就社會發展角度論，“官”既是政治文明進步的承載主體，又是政治文明構建的阻力。接下來的問題是：官不可無，“官本位”如何？經多年的口誅筆伐，大家已普遍形成這樣的共識：“官本位”現象必須徹底鏟除，民本位必須盡早確立，現代政治文明必須盡快構建。應當認識到，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更是如此。“官本位”與政治文明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必須大力解決﹔構筑現代政治文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官本位”，或可變阻力為助力。

“官本位”在現代社會存續的現實和特征

“官本位”一詞最早出現於上世紀80年代，它是相對於經濟學專用名詞——“金本位”衍生而來的，后被廣泛應用。“官本位”把是否為官，以及官職大小當成一種核心的社會價值尺度，並以此衡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這種“封階定級”的價值取向，是一種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的思想意識。多年來，不但黨政機關的職級，就是許多技術類職務比如工程師、教授、研究員等，也基本上是參照行政級別來確定職位高下及待遇大小。

勿庸置疑，“官本位”意識嚴重背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平等、公開原則，既影響政府公信力，阻礙改革創新，又制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損害執政形象，動搖執政基礎，害莫大焉。學而優則仕、千軍萬馬過官橋、不走市場走官場、人山人海的公務員報名隊伍……一個社會，如果大家都隻想為官，隻有當官才是唯一出路，才能被人高看一眼，才是成功的標志，那麼誰來創造財富，誰來繁榮文化，民主政治如何生長，社會平等如何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又如何達成……因此，官本位的社會一定是悲哀的，沒有前途的。各界的另一基本共識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所實行的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導致了“官本位”的頑固性存續﹔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特別是現行的干部管理架構和附加在“官”上的各種權力與利益，客觀上為“官本位”提供了現實的社會性體制條件。

盡管大家都把“官本位”意識作為一種封建陳腐意識來認識，將其作為一種保守、封閉、落后的觀念來看待，看作與“民本位”根本對立的一種價值取向。但是，由於我國目前尚不能從真正意義上鏟除“官本位”滋生和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土壤，在較長時期內還難以徹底消除其根源，“官本位”仍然強烈地影響著多數人的思想行為，特別是在一些強勢人群中根深蒂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近些年我們看到，越是在高懸的法制利劍向腐敗行為頻頻舉起的時候，越是官、權、利趁機媾和卻又昭然若揭的時候，越是在其成為反面教材警鐘長鳴的時候，越發固化了一部分人對“官本位”的信奉，強化了一部人對官位的進一步逐獲。

事實上，我國從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官本位”就不斷遭到批判。“官本位”與官僚主義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互為因果，彼此推波助瀾，惡化政治生態。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中，17次提到官僚主義，如：“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至今還有一些高級干部，所到之處，或則迎送吃喝，或則封鎖交通，或則大肆宣揚。”“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鄧小平同志在對其深惡痛絕的官僚主義進行猛揭猛批的同時， 講話中又以25次的高密度講到“民主”，深刻指明了民主就是其改革和前進的方向，就是克服官僚主義的有力武器。盡管1992年的那撥“下海潮”掀起之后，當官從政的勢頭曾一度逆轉，特別是“官本位”意識當時在沿海地區市場經濟的風潮中受挫，但旋即在之后的幾年內，“官本位”這股舊習氣重新抬頭，且較數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近年公務員考試報考人數呈爆炸式增長為例：據人保部全國公務員考試數據顯示，2003年國家公務員的報考人數為8.7萬，2007年60萬，2008年80萬，2009年105萬，2013年更是有望突破150萬。僅10年之間，公務員的報考人數劇增16倍之多。許多熱門職位“百裡挑一”甚至“千裡挑一”，競爭異常激烈。公務員這一當官的光環實在是過於耀眼。不可否認，從更多、更優秀的報考者中選拔政府工作人員是社會進步的一個表征。畢竟，要擔負國家政策的制定、發布和執行等重要職責任務，必須吸引更多高素質人才提升政府服務水平，這樣也有利於在實踐層面進一步推動現代政治文明的構建。而事實是，公務員報考熱除了就業壓力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受“官本位”意識的強烈影響。公務員為國家行政機構服務，歷來被認為是傳統意義上的官員。就社會現實看，目前公務員的工資福利和社保待遇等各方面支撐的社會地位較高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公務員基本處於黨政權力部門，有一定的公共權力支配權，有尋租權力的機會，這是其它行業所沒有的。俄羅斯媒體2011年7月14日的一則報道稱，時任俄總統的德米特裡·梅德韋杰夫認為，官員職業在俄羅斯青年中受歡迎說明腐敗水平很高，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我國的類似情形。

就文化因素而言，我國傳統文化一直把當官視作一件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事情，即使沒有物質方面的額外獵取，至少也能在精神層面獲得一種滿足。因此，通過考取公務員當官，基本可以實現馬斯洛所說的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乃至自我實現需求。如果說公務員職位受熱捧，可不以為怪，那麼“官本位”意識正在影響著當代大學生——政治文明建設主體——的價值觀導向時，就令人深為憂慮了。

從住房面積到手機補貼，從“信訪信權不信法”到飯桌上的座次排定與喝酒順序，從有高官參加就是所謂高端論壇到發言的順序和照相時的座位安排，從稀缺資源獲取的可能性到孩子的擇校，從上下級關系、干群關系中變味的依附關系到“官工”、“官商”、“官農”、“官二代”……一切的一切都從“官本位”出發。“官本位”在當今中國，可以說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滲透到了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呈現出廣泛性、強勢性、佔有性、支配性、資源性、潛力性、蔓延性等一系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