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何以變阻力為助力

“官本位”是政治文明的畸形變異

從某種意義上講，政治是肩負著文明的使命而來，它天然就是“文明的”，但又潛伏著很多的危險，需要不斷進行“文明化”的訓練和規范。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於政治是人類區別於其他物種的文明活動之一，是為了實現共同目標而協調關系、組織集體行動的行為﹔另一方面，政治是圍繞權力運行的，而權力是容易腐敗和被濫用的，蛻化為威脅性力量，傷害或破壞人類的文明生活。因此，權力必須受到約束和規范，不斷被馴化和“文明化”。

所以，政治參與不但是社會人的一種意識自覺，還是一種主觀需求。因為每一種社會資源特別是公共資源是稀缺的，資源分配也必然存在矛盾和沖突。其解決之道，人類社會目前為止隻找到一個：政治。這也就易於理解亞裡士多德所說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了。“官本位”，正是官職確立、官階訂立之后政治運行的一種主要方式，其本意在於通過“官”的本位化來確立一種政治秩序。而政治文明，是要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和技術，對國家公共權力進行合理分配和使用，使社會能夠在一種秩序的框架內存續並發展。比較而言，“官本位”確乎是政治文明的畸變體。

學界有這樣一種觀點，即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是現代政治文明源起的標志。作為建立資產階級憲政制度的重要依據，“大憲章”的重大意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分配與制衡。它歷史性地彰顯出了關於權力與權利的關系問題。當國王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政治制度和政治技術便為政治實踐所推崇。歷史証明，隨著“大憲章”應運而生的選舉制度、政黨制度、責任內閣制度、文官制度等制度安排，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主架構。

從“大憲章”以后各國的種種政治實踐看，現代政治文明演進的方向大致有兩個特點：第一，從統治政治轉向治理政治。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社會是向公民社會的回歸。人本主義、多元主義、公開性和開放性以及參與性、法治原則等是公民社會的基本社會價值，公民精神的核心是契約精神。在向公民社會回歸過程中，社會管理的方式不再是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號施令、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的單向度管理，而是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通過合作、協商，確立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對公共事務實施管理。統治依靠的是單一的政府權威，治理依靠的是多元的、相互的公民合作的權威。統治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權力運行過程，而治理卻是上下互動的公民合作過程。在統治走向治理過程中，“官”的作用須淡化，“民”的作用須強化。

第二，從權力政治轉向權利政治。傳統的政治活動基本圍繞權力的問題展開。公民社會強調以人為本，強調權利的替代。盡管權力與權利不可分割，有多大權力便享有多少權利，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承擔者與權利的享有者是全體人民。官員的權力與權利，必須建立在人民權力與權利相結合的基礎上。鑒於上述認識，筆者基本贊同復旦大學桑玉成教授所提出的，政治文明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可以概括為：一是努力將人類對美好政治生活的構想付諸實踐﹔二是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術設計，提高非暴力狀態下解決政治矛盾和沖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會成員在一種文明祥和的政治狀態下各得其所，互愛互信，共存共榮。在這點上，都是為社會尋求有效秩序的“官本位”與政治文明顯然背離。

與“官本位”相比，現代政治文明的概念還反映了政治發展的一種進步走向。即從總體上來說，現代政治文明的發展應使得人類便於用和平協調的辦法，通過政治制度和政治技術，使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越來越平和地得到消解，促進社會和諧程度的逐步提高。而不是把官與民的矛盾對立起來，使社會陷入利益紛爭的泥潭不可自拔。

之所以在衍生“官本位”之后，人類的政治文明終將摒棄“官本位”，緣於三大積極因素影響：第一，民主政治制度的確立。這可謂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現階段民主政治制度使社會的政治價值觀、政治信念、政治情感逐步更新變化，一些相對較新的思想觀念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正義、法治等思想觀念已經形成、普及和發展，人們的政治參與意識普遍增強。第二，公權力科學分配，規范運行。現代政治文明要求不斷改善全體公民的政治環境和不斷提高其社會地位，從有利於廣大公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立場出發，逐步擴大公民對政治的有序參與，進而實現公權力的良性運作。第三，民主政治的成功實踐。凡是實行民本政治的國家，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國家是繁榮的、人民是幸福的、發展是向上的、老百姓對未來是有預期的。由此可知，“官本位”是以“官”作為基本的價值尺度來衡量一個人的自身價值和社會地位，而現代政治文明以公民利益為本位來衡量個人參與社會建設的價值與地位，兩者截然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