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公報中法治中國建設和法制發展方面的內容，要放到整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要看到，法制有一個新的使命，就是要對六大建設所有的改革發展提供規范和保障
記者：從公報可以看出，十八屆三中全會討論的重點還是在經濟領域的改革，強調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您認為法制建設在整個公報中佔據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李林：我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最表層的，當然是公報文本中提出要建設法治中國，要把建設法治中國作為我們新歷史起點上法制建設的目標。
記者：還有更深一層次的解讀？
李林：有。我們理解公報中法治中國建設和法制發展方面的內容，不能僅僅看到它直接提到的那幾句話，你還要放到整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要看到，法制有一個新的使命，就是要對六大建設所有的改革發展提供規范和保障。
記者：這個結論是從公報中哪些地方解讀出來的？
李林：比如說公報提出要更好地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那麼在這個關系背后，不管你解決什麼問題，最后它有一個潛在的邏輯，即政府退出以后，怎麼樣來保障市場的公平公正和有序，答案就是法制要進入。我們常常說，市場經濟實際就是法治經濟。要建立進一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要適當退出，法制就要全面的跟進。把政府和市場、政府和企業、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在法制框架下厘清。
所以雖然關於經濟改革和經濟建設部分，直接出現“法制”的話語不多，但事實上，我們看到了改革背后的邏輯包含了非常強烈的法制訴求。
記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法制的確是一條潛在邏輯。我們看到公報在談及政治體制改革時，也強調了要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而展開。這是否也意味著，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法制”同樣是一條暗線？
李林：是的。依法治國應該是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架構，對於這次提出建立一個領導小組和一個委員會等方面，都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公報中明確提出了，我們黨要進一步加強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這段話雖然不是直接在法制建設部分出現，但是放在整個公報來說，可以說貫穿了我黨很強烈的依法執政、依憲執政的理念，貫穿了建設法治中國的大戰略思維在裡面。
記者：在這方面，“法制”有更具體的體現嗎？
李林：今天我們社科院的副院長李培林來所裡開會，他是中央候補委員，參加了十八屆三中全會。他提出一個點，非常重要，就是以前的改革都是政策化的改革，而這次是制度化的改革。這意味著，凡是能制度化法律化的都按照這種方式固化下來。
三中全會是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在改革本身的設計、推進以及成果的固定上，法制是很重要的途徑。改革涉及到憲法法律問題的，都將通過法律的立、改、廢等手段來實現，規范化、有序化、制度化，從而使它更加穩妥、更加有序、更加有效地展開。
記者：剛才說了很多，大多是體現法制在這場改革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就我國法制建設本身而言，這次會議最大的意義在哪裡？
李林：我覺得可以做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十八大報告和三中全會關於法治中國的整體戰略布局，翻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發展的新篇章，使我國的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深入改革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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