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號提案”之后，國內掀起了風險投資熱潮
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在您主導下民建中央向大會提交了《關於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這就是后來被認為引發了一場高科技產業新高潮的“一號提案”。 “一號提案”之后，國內掀起了風險投資的熱潮。您能否回溯一下您提出“一號提案”的緣起和經過？
成思危：我多年在化工研究院工作，從專題組組長到研究室副主任，后來又到化工部科技局主管無機專業的研究開發。我一直有一個感受，總覺得科技成果轉化起來非常困難。報告論文可以寫一堆，但是真正要應用，就有很多困難。全國一年有3萬多項科技成果，僅有20％轉化成產品，而建廠生產真正轉化為生產力的不足5％。
1981到1984年，我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研究生院開始做訪問學者，后來念MBA。當我接觸到風險投資時，就覺得這個理念很好。它是用市場的力量來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讓它盡快地商品化。所以，當時我就選修了一些這方面的課程。
從美國回來以后，我在化工部科技局任總工程師。為了改革科技局的工作，我提出了一個方案，就是把科技局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行使政府職能，搞科技管理，另一部分面向市場，按照市場規律去運作，成立開發部、市場部、信息部、技術服務部等等，得到了領導上的支持並開始實施。
1987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研究生院院長邀請我去做風險投資項目的技術經濟評價研究。我去工作了三個月，完成了這個課題。回來后我就給化工部領導提了個在化工系統試行風險投資的建議。當時大家對風險投資不大了解，各方面條件也不成熟。當時，我國既沒有資本市場，也沒有產權交易，所以我的建議沒有被採納。當然，我做的風險投資研究也就無用武之地，甚至連原來的改革也因為阻力太大而夭折了。但是我並沒有泄氣，有機會我還是要講。
我在中南海業余大學講授管理課程時也講一些風險分析與決策的內容﹔在中央電視台廣播電視大學講授《化學工程》中的技術經濟評價課程時，就採用了我關於風險投資研究的一些內容。這可以說是我在風險投資方面所做的早期工作。當時我在全國政協遇到一些老科學家，他們對風險投資也很感興趣。我們也共同支持過一些國內風險投資的先行者，像當時的北京峰森技術公司，我和王大珩、師昌緒、楊嘉犀等一些老前輩都給他們當過顧問。1996年，我在國家行政管理學院參加科技成果轉化高級研討班學習時，寫出了《科技成果轉化呼喚風險投資》一文，此后又在《科技日報》上主辦了風險投資專題征文活動，得到了熱烈響應。這些都可以算是我推行風險投資的第一個階段。在此期間我還主持了全國磷資源開發系統研究等科研項目，還指導了汽車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這些領域的研究成果分別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三等獎，化工部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
第二個階段應該是從1997年開始。當時我已離開化工部，到民建中央擔任主席。 1997年9月，在武漢到重慶的輪船上，我主持召開了一次以風險投資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規模雖不到100人，但美國花旗成長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來參加了。最后大家一致認為，中國發展風險投資的條件基本成熟了。我把研討會的意見和自己的思考綜合起來，就形成了民建中央的一個提案——《關於加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幾點意見》。這個提案提交給了1998年3月舉辦的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被列為“一號提案”。
中國經濟時報：“一號提案”提出之后，國內掀起了風險投資熱潮。何以如此？
成思危：“一號提案”提出以后，風險投資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視。因為，當時有大量的科技成果等著轉化。而且，當時我國已經走出了短缺經濟狀態，國家需要新的經濟增長點，企業需要新產品，金融界需要新的投資工具，學者對新的理念感興趣，新聞媒體也對這個新事物很敏感。總而言之，時機到了，“一號提案”起了點火的作用，把風險投資的熱潮掀起來了。應該說，從1997年到2001年，是中國風險投資蓬勃興起的時期。據不完全統計，到2001年，我國約有各類內資風險投資公司約160家，號稱擁有資金約180億元，實際投入約30億元。另有風險投資管理公司約150家，境外風險投資的投入約3億美元。
中國經濟時報：風險投資對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何在？您如何評價中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現狀？
成思危：風險投資至少有三個意義：第一是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因為大量的科技成果轉化不可能都讓政府出錢支持，沒有抵押或擔保，銀行也不肯貸款，科學家自己又出不起那麼多錢。而風險投資的做法是成功了大家分享盈利，失敗了大家分擔損失。第二是支持高新技術的發展，例如創辦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類企業，由於風險相當大，融資相當困難，需要風險投資的支持。第三是開辟民間投資的新渠道。國內現在投資的方式還比較少，大部分都是把錢存銀行，股市規模也不大，風險投資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投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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