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內地，是理想付諸實踐的第一步
中國經濟時報：1951年7月，您孑然一身從香港赴內地發展。可以說，這一決定影響了您的一生。可那時您才16歲，哪來那麼大的覺悟和勇氣呢？
成思危：你們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可能不容易懂得那個大時代。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貨幣每天貶值，加上美國大兵性侵北大女學生事件，人們對國民黨政權早已心存不滿。1948年底，我隨父親舉家搬遷到香港后，就讀於左派學校，深受巴金、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影響，后來我就秘密參加了當時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那時，我開始接觸到蘇聯小說，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對我影響很大。我也讀過《社會發展簡史》、《大眾哲學》，這兩本書可以說是我的政治啟蒙書。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思想基礎，到新中國一成立，我感覺到中國有希望了，可以追求國富民強了，就決定回到內地來。這也可以說是我把理想付諸實踐的第一步吧。
正好當時廣州需要大量的干部。因為廣州是四野解放的，而四野指戰員大多是北方人，懂廣東話的干部奇缺，所以當時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從香港動員一批黨團員回去工作。當時組織上找我談，我也沒二話，說願意去。其實不單我，當時的香港，有很多年輕人都對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充滿憧憬。離開家庭，擁抱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在當時香港的進步學生中可以說是一種潮流。
中國經濟時報：父母當時對您返回內地持何態度？
成思危：我當時和母親說想回內地讀書，她很不贊成，希望父親能阻止我。但父親向來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傾向、專業選擇以及婚姻，所以並沒有阻止我。從而使我有機會在夏日的一個早晨悄悄地離開了家。
中國經濟時報：您妹妹成嘉玲女士曾說，“文革”期間，母親因為思念你，曾給你寫了幾百封家書。
成思危：我也是后來才知道的。可我當時隻收到一封，信中母親提及“家人已不在香港”，我想他們應該已輾轉到了台灣，但我無法回信。沒想到那一別竟成了我和母親的永別，永為憾事。但如果歷史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是會選擇回內地，因為忠孝不能兩全。
“文革”期間，我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
中國經濟時報：從香港回到內地后，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成思危：我到廣州后，先是進入葉劍英兼任校長的“南方大學”學習，畢業后被分配到廣東省總工會工作，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處境悲慘的民船業船民中工作了一年。解放前，船民叫“疍民”，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最受欺壓，是不准穿鞋上岸的。我在船上和船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說實在的，我確實是上了個“社會大學”，才知道中國社會底層的情況，知道什麼是剝削，什麼是壓迫。我看到中國還有這麼多窮人，這麼多受過壓迫的人，盡管解放了，他們的生活當時還是很困難的。所以，也可以說那一年在“社會大學”的求學堅定了我的信念，使我終身受用。1952年，因為國家建設需要，我被選送到華南工學院學習，兩年后因院系調整轉到華東化工學院。1956年，我從華東化工學院無機化工專業畢業，被分配到沈陽化工研究院工作。1958年至1973年我在化工部華北設計研究分院（后改名為天津化工研究院）先后任技術員、專題組組長、研究室副主任。
在這期間，我負責進行了硼資源開發利用的研究，我還翻譯出版了《硼和硼砂及硼肥制造》、《硼酸鹽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無機鹽譯文集 （硼專輯）》等，在內部刊物上發表了多篇研究論文。
中國經濟時報：您是忍受著和父母分離的痛苦，心懷報國志向來內地的，但在文革期間您卻被扣上了“官僚資產階級出身”的帽子。當時，有沒有覺得委屈？您是如何度過這些陰暗的日子的？
成思危：“文革”期間，我由於“出身官僚資產階級”，被扣上了 “特嫌”的帽子，也被免掉了研究室副主任的職務，隻能從事一般科研工作。那個時候我確實很迷茫，也很委屈。我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作了很大的犧牲，怎麼竟然得到這樣一種待遇？但我也告誡自己，一個人在逆境裡絕對不能沉淪。
這段時間，我還當了幾個月的鍋爐工。但我不願浪費那麼多寶貴的時間，自學了鍋爐學等書籍，自學了日、德、法三門外語，還鞏固和溫習了英語和俄語。直到1972年，美國華人“保釣”代表團來中國訪問，我小妹妹成露西也隨代表團來了。周總理見到我妹妹以后，跟她說的第一句話是，問你父親好，第二句話就是“他還是民族資產階級嘛”。就是周總理的這句話，才使我摘掉了“出身官僚資產階級”這頂“帽子”，“特嫌”也因為查無實據而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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