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繼業：器官捐獻、移植，不能隻靠衛計委和醫院

希望“捐贈者本人同意即可捐贈”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在政策層面上，還可以對呼吁公民器官捐獻做出哪些努力？

朱繼業：進入腦死亡是進行器官移植的最佳時機，因為在腦死亡階段，我們可以通過體外呼吸機來維持血液循環和心跳，保証器官的最佳使用狀態。

世界上已經有89個國家都認可了“腦死亡即死亡”的概念，但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做到這一點，很多人都不認同，很多患者家屬都認為，隻有心臟不跳了才是死亡。而對於腦死亡病人來說，隻要你不拔呼吸機，他的心跳就還能繼續維持一段時間，這就等於把器官移植的最佳時機給錯過了。我覺得國家可以多宣傳和普及一些醫學知識，讓更多人都能接受“腦死亡就是死亡”的概念。

此外，在一些國家，器官捐獻者隻要在生前同意捐獻器官，簽過同意書，OPO和醫院就可以進行器官移植，但這在中國行不通。中國的傳統觀念讓很多人難以接受器官移植，就算捐獻者本人同意了，隻要在場家屬有一個不同意，哪怕這個家屬是一個跟捐獻者關系遠得不能再遠、甚至連面都沒見過的人，隻要他不同意，我們就沒辦法進行移植。所以我覺得國家是不是也能在這些方面進行一些規定，隻要捐贈者本人同意即可生效。

另外，因車禍導致腦死亡的情況很多，我們曾計劃在公民申領駕照時進行器官捐獻意願登記，借此找到更多的潛在器官捐獻者，也和相關部門有過溝通，但是最終擔心老百姓在觀念上無法接受器官捐獻的概念，所以這項登記計劃一直沒有進行下去。

總之我認為，呼吁器官捐獻不能隻靠衛計委和醫院去做工作，國家政府各個部門也要一起配合。

應鼓勵、補償捐獻，但絕不採取現金方式

《中國經濟周刊》：據您了解，什麼樣的人更容易接受捐獻器官的觀念？我們是否考慮對捐獻者提供一些關懷和補償措施？

朱繼業：器官移植手術的隨機性很高，並不是你有意願捐獻，就一定可以成為捐獻者。器官能否進行移植和捐獻者的死亡地點、死亡狀態及器官狀態都有很大的關系。一般來說，到ICU或急症室發現潛在捐獻者的成功概率會更高。

據我了解，現在有一些器官捐獻者確實是因為家庭情況不好，最終選擇器官捐獻。醫院雖然不可能對捐贈者家屬提供酬金，但我們可以採用酌情減免醫藥費、住院治療費、殮葬費用的方式，去盡量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

我個人認為，國家還可以考慮通過減免捐獻者子女學費、為捐贈者家庭提供醫療保險、稅收減免等政策去鼓勵更多的人捐獻器官。

但是無論哪種補償政策，肯定都不會通過現金方式進行，那樣就又會成為變相的器官買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