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繼業：器官捐獻、移植，不能隻靠衛計委和醫院

尋找潛在捐獻者

為保証器官移植的公開與透明，《規定》除要求全國165家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必須強制使用國家衛計委的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之外，省級衛生行政部門還必須在國家衛計委的統一領導下，成立一個或多個由人體器官移植外科醫師、神經內外科醫師、重症醫學科醫師、護士和行政管理人員等組成的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PO）。

國際器官移植協會主席FrancisL.Delmonico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OPO在器官捐獻當中的作用十分關鍵。“他們要運用成熟的專業知識去發現潛在捐獻者並對其進行醫學評估。”OPO主要有三項工作任務：第一是尋找到潛在捐贈者，在得到家屬同意后，評價其器官狀態是否適合醫學捐獻﹔第二是將可用於捐贈的器官信息錄入分配系統，並按照分配結果，與獲得該器官的患者所在醫院進行器官交接確認﹔第三項工作則是對相關醫務人員進行專業知識培訓。

西班牙器官移植管理研究院院長MartiManyalich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西班牙的OPO已有20多年的歷史，其成員主要由重症科醫生、急症科醫生、神經科醫生、器官移植外科醫生、護士及其他管理人員組成，其中專職工作者的比例近30%。

朱繼業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臨床上把那些雖有心跳但無自主呼吸，腦功能已經永久性喪失、最終必致死亡的病人狀態，稱之為腦死亡。而對於器官移植來說，捐獻者進入腦死亡狀態是進行器官移植的最佳時機。

“我們統計發現，8%的急診死亡病例會成為腦死亡，重症科死亡病例中有10%~15%會成為腦死亡。而腦死亡病例最后有50%~75%都會成為器官捐獻者。”MartiManyalich表示，“所以，重症科和急診科醫生有更多的機會去發現潛在捐獻者﹔神經科醫生則負責進行捐獻者是否已經腦死亡的診斷。”

談到中國OPO隊伍的建設與發展，廣州軍區總醫院器官獲取組織主任霍楓坦言，中國OPO起步很晚。“我們國家在2009年8月才開始設立OPO，而我們醫院的OPO是在2011年成立的，其中專職人員8人，比例遠遠低於國際水平。”

“目前我們醫院的OPO成員全部都是兼職，現在公民身后自願捐獻器官的數量太少，根本用不了這麼多人，等這項工作逐漸發展起來了，我們會配備專職工作人員。”朱繼業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對話北京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朱繼業

器官捐獻、移植，不能隻靠衛計委和醫院

短期內，等待救治的患者會增多

《中國經濟周刊》：國家衛計委提出要逐步取消死囚器官來源，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公民器官捐獻體系。這對我國器官移植手術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朱繼業：短期內肯定會產生影響，畢竟可供移植的器官數量一下少了很多。一方面是死刑數量在逐步減少，另一方面國家也要求取消死囚器官來源，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近一年來的移植手術數量就下降了很多。如果公民器官捐贈的數量跟不上來，等待救治的患者就會越來越多。

另外，技術上也有一些需要跟進的地方。

醫院的擔憂

《中國經濟周刊》：國家指定了165家醫院具有器官移植的資質，其他醫院難道就不用參與器官移植的工作了嗎？

朱繼業：肯定不是。器官移植實際上關系著每一家醫院，我們這165家醫院只是有資格進行器官移植手術，但是器官捐獻者可能存在於全國任何一家醫院。也許某家醫院沒有資格進行移植手術，但是很可能會出現需要接受救助的受贈者和潛在捐贈者。

目前，這165家醫院都有了各自的器官捐獻協調員，他們到各個醫院尋找潛在捐贈者，但據我了解，由於沒有移植手術資格的醫院在整套捐獻體系中沒有任何利益，相反還可能因其對捐獻者的死亡判定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加之器官獲取行為需要該院醫生的配合，他們通常並不會積極配合協調員的工作，不願意主動發現潛在捐贈者，甚至會出現就算發現了都不上報給所屬OPO的情況。

另外在對捐獻者進行器官摘除時，很多醫院出於怕麻煩的考慮，會讓我們把病人拉到自己的醫院裡進行手術，這種想法我們都可以理解，也會接受，但是在運送的過程中，一旦會出現一些意外狀況，就會造成器官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