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利益關系問題。利益帶有根本性，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力量和階級基礎，主要通過揭示乃至激化階級矛盾，以剝奪一個階級的利益滿足另一個階級的利益實現。革命階段共產黨為什麼佔領了道德制高點？因為從理論到行為都沒有人民之外的利益，並且為人民的利益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種高尚看得見摸得著。進入執政階段呢？整個集團仍然沒有獨立於人民之外的利益，但黨的成員有利益。有利益並無不妥，關鍵是能不能科學劃分利益，進而規范和分享利益。一方面講共產黨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另一方面利益等級化、集團化，這就把共產黨置於被動地位，且處於道德困境。蘇共為什麼被人民拋棄？原因之一是獲得了利益，而且在獲得利益的同時還大講自己在犧牲奉獻，落差的結果招致更大的反感。
三是政治倫理規則問題。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沒有隻享有權利而不承擔責任的事情。事實上，我們在掌握了巨大權力的情況下，很多責任並沒有人承擔，尤其是道義責任。在西方，政府官員因道義責任而引咎辭職者大有人在，在我們這裡卻很鮮見，原因在於我們隻關注組織上的行政任命，而缺少政治倫理的規范。再進一步講，我們的價值標准和話語系統都在模糊甚至泯滅規則和標准，而非清晰界限。大家都大談抽象的政治，結果便沒有了政治，尤其沒有了執政黨成員的具體規則。我們曾經認為政治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多多的”，處在革命階段自持正義性和神聖性，而不擇一切手段達成政治目的，執政后還能不擇手段嗎？倘若總以敵對思維開展政治活動，必然處於無休止的“路線斗爭”、“左”“右”之爭的循環往復，有序政治、文明政治都不可能實現。
四是黨的領導能力有限與無限問題。看一下西方社會，民眾想見市長州長很容易，我們的群眾要見市長縣長很難，有人開始懷疑我們黨的領導干部已經從公仆異化為老爺，其實這主要源於權力運行模式。在西方社會，因為三權分立，也因為經濟規律，行政官員的權力很有限，民眾出現精神問題進教堂，產生司法之爭進法院，想賺錢到市場，找市長州長什麼也得不到。我們的政府幾乎包攬了一切，這個包攬在單一社會是可行的，可在社會高度分化、利益訴求多元的今天，仍然包攬一切，必力不從心。結果不僅沒有強化黨的領導，恰恰會走向初衷的反面。
盡管存在著“格瓦拉困境”，我們仍然需要強調，每一種文化和制度下的國家都有其特殊和特定的社會運行規則，不可能完全一樣，在政治之外的社會調節力開發出來前，中國不可能把自己的傳統優勢丟掉。所以，這裡強調的不是拋棄政治，而是政治要發展、要突破、要最大限度提升其生命力。
（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