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顯然沒有這樣的包袱，他們不需要以革命的標准來劃分、切割和評價自己的歷史。以美國為例，其精神淵源一定是從第一批清教徒簽署“五月花號公約”開始，期間沒有切斷，即便他們也發生過“國共內戰”式的南北戰爭，依然不需要切割和分撿。主客觀原因導致了我們必然也必須切斷自己的歷史，結果精神世界愈走愈狹窄且不厚重，及至世界政治生態變更，應對新情況新問題能力弱化。近來媒體連續報道國民黨抗戰老兵，民政部明確地方慶典應邀請國民黨抗戰老兵參加，這或許就是一個價值坐標改變的小小努力，發展開去未必不厚重我們的精神大廈。
還有更深層的矛盾和症結存在，我們已經面臨共產主義信仰危機，且難化解。共產主義信仰決定著共產黨的執政，甚至是共產黨的生命，因為失去這一信仰就有喪失執政權之虞，甚至是這個政黨的瓦解。道理可以從奧巴馬的觀點中引出。奧巴馬說過，政黨沒有誰高尚於誰，都是代表著某一部分人的利益進行博弈，被選擇的惟一原因是看誰有能力給選民更多利益。不能放棄共產主義就需要有足夠的吸引力來贏得更多追隨者，問題在於現有理論已經無力做到。中國共產黨的理念也在變化，十八大提出“命運共同體”意味著以革命方式實現共產主義路徑堵死了。那麼，新的路徑在哪裡？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格瓦拉困境”制約著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繁榮
從經濟建設的角度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得益於制度優勢，也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符合中國社會的特點和需要，也符合原始積累的特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從有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開始借助“看不見的手”，政府成了“守夜人”、“敲鐘人”，“羅斯福新政”則在此基礎上加入了“政府干預”。這說明採取何種方式發展經濟，主要看社會發展階段和實際需要。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已經不適合再發揮無所不在的干預能力，即市場能夠自行調節后，就不應過度使用政權的力量，而應當加強價值觀的引領。實踐証明，當房地產調控也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當股市發展也要著眼於“社會穩定的大局”，所有的經濟規律都將失效。
從發展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一直在強調統一思想，戰爭年代有其必要，執政階段不辯証看待統一思想，文化繁榮不可能出現。中國歷史上隻有一個時期出現過思想的輝煌，就是春秋時期，因為那時沒有統一思想的要求，到了漢武帝統一中國同時統一思想后，中國再不見照耀人類文明前行的偉大思想成果。
從實現社會和諧來看。全民“講政治”就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這種情況下既不會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識，更不可能實現法治。從對社會和諧構成更大沖擊的角度分析，對當今中國社會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爭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脅，這不是危言聳聽。極左的幽靈從來都沒有離我們遠去，隨時可以回來。因為中國社會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分配失衡、貪腐盛行等多重社會矛盾，這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同時，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妥協性，也為“革命”提供文化支持。
“格瓦拉困境”制約著黨的執政能力的提升。革命必須激情燃燒，執政必須平和平靜，堅持按規律辦事
就革命能力而言，世界幾乎沒有幾個政黨能與中國共產黨相媲美，其以自己的理論武裝和精神灌輸讓追隨者拋頭顱洒熱血，不惜為偉大理想付出幾百萬生命，這已經蘊含著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但革命階段偉大並不注定執政階段也偉大。革命與執政區別很大，下面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分析。
一是普世價值問題。人類有沒有普世價值？回答是肯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就是普世價值。然而，由於“格瓦拉困境”導致“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二元價值觀，結果把“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拱手讓給西方。以民主為例，這本是資本主義產生之前的古希臘時期已經形成，且共產黨為之不懈奮斗，如今卻成了西方國家專有。不承認普世價值的存在，最大的問題在於世界還能不能找到相對一致的東西，我們評價世界還有沒有共同的標准？如果沒有，人類還會有共同的目標和方向、還會走向和諧嗎？所以，我們可以批判西方試圖將其核心價值觀強加於我們，但我們卻沒有必要否認人類共有文明基礎上產生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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