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人口紅利減弱，未來我國企業成本上升影響出口。自2006年以來，我國0~14歲人口佔總人口比重持續下降，而65歲以上人口所佔比重持續上升，老齡化速度加快。2011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為74.4%，比2010年微降0.1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減弱，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導致企業社會保障支出增加，企業成本進一步上升，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逐步消失，依靠擴大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思路受到制約。

第四，環境的制約。隨著全球變暖，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各國的共識。我國作為全球碳排放量居第二的國家，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京都議定書》一旦生效必將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出口規模產生影響。

2．政府投資主導的發展方式不可持續

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1998~2003年我國政府發行7000多億元國債，用於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固定資產投資、西部開發、西氣東輸、青藏鐵略等重大項目。2008年爆發全球全球金融危機，為抵御國際經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和“保8”的增長目標，國務院批准在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方面投資4萬億。叢明對1998~2003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的研究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對於GDP增幅的直接貢獻率，在1.5~2個百分點之間 。此外政府投資還通過帶動私人投資、增加最終消費間接促進經濟增長。但對GDP的拉動作用在下降，1998年為1.5%，1999年為2%，2000年為1.7%，2001年為1.8%。此外，從政府支出對固定資產投資乘數來看，1998~2003年1.83，而2009年1月到2010年7月間的政府下降到1.52。這些數據表明政府投資主導的增長方式不可持續。

第一，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投資在GDP 中所佔比重過高。通過對2003~2011年美國、日本投資支出在GDP所佔百分比比較可以看出，我國投資支出在GDP中所佔比重過高，相當於是日本的2倍，美國的3倍。

公有資本投資 在總投資中所佔比例較高，各級政府投資仍然是投資的主要來源。自2004年以來，公有資本投資在總投資所佔比重逐年下降，從2004年的61%下降到2009年的50.69%，2010降到47.9%，這意味著總投資中近乎一半以上的投資源自各級政府，公有資本投資對GDP的貢獻率在24%~30%，經濟增長對政府投資的依賴性比較大，一旦政府投資減少，經濟可能出現負增長。

第二，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弊端。首先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表現為政府投資增加引起利率提高導致私人投資減少，同時因政府投資多用於建設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等，會引導私人投資增加，因而產生擠入效應，擠出效應與擠入效應大小不僅取決於政府投資領域，而且取決於對私人投資的限制程度等。許曉明（2010） 研究表明，我國政府投資在公共投資領域對私人投資表現為擠入效應，通過修建鐵路、公路，完善基礎設施為私人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引起私人投資的擴張。而在競爭性領域，我國政府投資對私人投資表現為擠出效應。

財政赤字 增加導致政府債務風險加大。1998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我國的赤字規模迅速增加，赤字率由1998年的1.11%上升到2002年的2.64%，平均年增長率達到23.9%。此后逐年下降，2007年實現財政盈余。2008年底4萬億投資計劃使得赤字率快速上升，達到2.28%。雖名義赤字率低於歐盟3%的警戒線，若加上同期國有企業承擔的養老金欠賬、銀行不良貸款等隱性債務引起的赤字，實際赤字率高達8%~9%，超過國際上的赤字警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