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問題→不滿→表達→改進機制的簡要証明

上文已經包含了部分証明，以下從邏輯與實証兩個方面作簡略論証。

從邏輯上說，社會發展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可以從結果上倒推：社會發展一定是一種改進——改進體制機制、改進實際狀況等。這種改進必定是由一定的群體來完成的。雖然這種改進的必要和可行方案極可能被某一個人或幾個人首先意識到，但個人卻不可能單槍匹馬地改變社會，必須動員組織一定的群體，這就不可缺少也不可繞過表達環節。而表達的主要內容顯然是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它能夠在該群體內引起共鳴。這些不滿的根源則是社會存在問題。

換言之，無論哪一個社會的演化，都是一個不斷試錯、糾錯的過程。這裡的錯失就是問題，而意識到錯失即表現為不滿。要糾正這些錯失，必須求得一定社會共識，這就離不開表達。如果錯失得以減少，此即改進，社會就會發展和前進﹔如果錯失不能得到糾正，甚至愈來愈大，社會則將停滯以至倒退。

對於這種動力機制的概括，有人可能會聯想到波普爾的著名公式： P1→TT→EE→P2，即“問題P1—嘗試性的理論TT—批評性地消除錯誤EE—新問題P2。”[9]本文同這個公式確有一定聯系，至少在從問題出發以及四段論的形式上有相似之處，但二者的區別還是明顯的和主要的：其一，波普爾公式的論域是知識的增長即認識論領域，而本文的論域則是社會，后者包含前者但比前者內容更為豐富，因為知識增長只是社會發展的一部分。其二，本文的不滿、表達都是波普爾的公式所沒有的，改進也不限於理論方面。目前，筆者尚未發現比波普爾公式更接近問題→不滿→表達→改進這一動力機制的觀點，因此，本文關於這一動力機制的概括，不能歸結為任何已有的理論，而是一種新的嘗試，具有相對獨立的地位和意義。

從實証上看，古今中外的無數實例証明了上述動力機制。這裡僅舉革命、改革、改良和創新等若干事例。

20世紀的中國革命是怎樣發生的？根源是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敗以及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引起了眾多志士仁人的強烈不滿，他們宣傳、動員、組織群眾進行斗爭，經過長期的政治的（含暴力的）、經濟的、文化的反復較量，最后推翻了腐朽的舊制度，建立了新中國。

中國為什麼要實行改革開放？基本原因是原有的體制制度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損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文化大革命”更使這種導致經濟上普遍貧窮、政治上人人自危、文化上封閉愚昧的體制制度的弊端暴露無遺，造成全社會的普遍不滿，進而在鄧小平等領袖人物的引導、推動下，開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新道路。自那時以來，中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由突發事件觸發而解決的。如2003年孫志剛事件所導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和國務院《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公布實施﹔多起抗議野蠻暴力拆遷事件與2011年4月國務院《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草案）》的出台﹔眾多人士對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現狀的不滿促使國家政策向注重民生轉變﹔互聯網上人們對某些官員和壟斷行業腐敗問題的揭露所引起的制度進步﹔許多群眾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言行與國家人權政策的改進。這些問題最終得以解決，可謂都體現了問題→不滿→表達→改進這一社會發展動力機制。

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比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制度更為文明？根本原因是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廣大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對嚴重社會弊端的不滿，導致他們不斷進行抗議、示威、罷工以及其他有組織的斗爭，迫使資產階級和執政集團不得不作出某些調整及改良，從而部分地滿足了弱勢階級和階層的利益要求，使社會利益結構得到了改進，社會矛盾得以緩和。這種調整和改良經過長期積累，已經使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了部分質變。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具備較強的自我調節能力，重要機制之一就是各個社會群體都能夠比較順暢地表達利益訴求，在現代民主法治框架內互相博弈，並且通過普選制約束執政集團不得不站在比較客觀公正、公平的立場上，協調和兼顧社會各方利益，達成大致的均衡。

現在，創新已成為一個熱門詞匯。那麼，創新是如何發生的？在通常情況下，創新總是在一定壓力（如市場壓力、資源壓力、社會壓力）下開始的。這些壓力就是問題和不滿。創新主體表達這種不滿，組織起一定的團隊或借助於一定的社會力量，作出新的探索並取得實際成效，此即改進。理論創新作為創新之一種，也是如此：理論家和思想家們發現原有理論存在某些問題，不滿於此種現狀，於是便嘗試作出改變，提出新的見解，這些見解在社會一定范圍內切磋、論辯、修正，最后，才形成了得到一定社會認可的某一新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