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公地悲劇”到“私地悲劇”

進入市場化進程之后，中國草場管理的很多制度是基於產權公有條件下的“公地悲劇”理論。哈丁的“公地悲劇”[4]可以表述為“任何時候隻要許多個人共用一種稀缺資源，便會發生環境的退化”。就草場管理而言，首先是每個放牧人都從自己的牲畜中得到直接收益﹔然后，在他或其他人在牧場上過度放牧時，每個放牧人又因公共牧場退化而承受延期成本﹔最后由於私人成本小於社會成本，每個放牧人都會增加越來越多的牲畜。如果草場是牧民自己的，過牧的結果由牧民自己承擔，牧民就會自覺限制牲畜數量。因此，通過私有化減少共有地或通過國家權威來對個體行動者進行監管和處罰，就成為“公地悲劇”的認知前提下，將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有效解決方法。

但“公地悲劇”的判斷並不適合描述中國傳統的草場管理。在草畜雙承包之前，盡管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集體勞動監督困難和“搭便車”等問題，但牧區大多不存在“公地悲劇”問題，而是採取類似社區管理的模式：未經約定俗成的游牧制度允許，其它地區的牲畜不允許到當地草場上放牧，本地區的牧戶因牲畜共有或者統購統銷而不可能有濫牧的利益動機。[5]

1984年后朝向類私有化的產權改革，開始讓“公地悲劇”成為現實。由於一開始只是將牲畜承包到戶，牲畜的收益開始歸私人所有，在草場仍維持公有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公地悲劇”中過度放牧的情形。[6]逐漸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使牲畜能夠按市場價格自由出售，農區舍飼圈養模式的推行，經濟理性和市場化程度的提升，使農牧民逐漸離開“草-畜-人”互為依存的生態觀，轉向“人-畜-草”的以人為中心的市場適應的經濟觀。使得草原地區的牲畜數量紛紛增加，對草地的濫牧程度前所未有。[7]雖然我們不能依據文獻和統計數據簡單得出草原大面積過牧[8]的結論，因為多數牲畜的增加來自農區和半農半牧區 ，但朝向市場的競爭性牧業開始佔據主導地位，成為一項基本事實。

20世紀90年代將草牧場視為私地，進一步承包到戶的政策實施后，確實對一些地區的草原生態產生了嚴重的負面效應，這是有目共睹的。[9]不但有許多研究証明，放棄游牧、圍封草原將導致草原退化更加嚴重，[10]更有研究指出，站在牧民的角度考慮，違規放牧行為是理性的。[11]草原承包並沒能遏止草原繼續退化，反而牲畜保有量進一步增加，草原壓力進一步增大。多項統計資料顯示，“草畜雙承包”實施初期的1998-1999年，多個地區牲畜保有量達到歷史最高峰。以錫盟為例，1999年的牲畜頭數已是1978年的3.8倍，其中市場價值明顯的羊隻數量是1978年的4.16倍，佔草原牲畜比例達到91.2%。與之相伴隨的是牧民分化狀況加劇，牧區貧困率普遍上升，出現了類私有化進程中的“私地悲劇”。[12]雖然2000年以來不斷推出各類意圖恢復草原生態的限制性和獎勵性政策，但這已是類私有化進程中的一抹亮色，無法改變“私地悲劇”這一底板的實質。一個明顯的例証是，雖然“減畜”的努力在持續發揮作用，但1998-2008年期間市場價值明顯、短期流動性獲利特征更為明顯的小牲畜（綿羊、山羊）佔比一直保持在90%以上，其中2002-2003年還達到高峰值的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