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証朝廷“無事”，決策層中的一些士大夫深感壓力

正是在真宗末年到仁宗初年太后臨朝稱制的“非常時期”，醞釀成就了北宋王朝的正常統治秩序

把太祖太宗時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總結概括，將其稱之為“祖宗典故”、“祖宗之法”，並且奉之為治國理事之圭臬，始於北宋真宗時期。

即位於而立之年的真宗，作為有宋建國以來生長於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一方面缺乏如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勢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於標樹個人的統治形象。在當時情形下，循祖宗舊典、遵“祖宗之法”的提出，不僅是宋代帝王的統治方略，也是統治階級上層一些黽勉求治的決策人物用以說服乃至“懾服”君主、協調統治步調的合理方式。十一世紀前葉，正當北宋王朝自開創向守成轉型的時期，如何使人主兢兢業業，保証朝廷“無事”，決策層中的一些士大夫深切感到了沉重的壓力。對於他們來說，五代亂離，殷鑒未遠。真宗前期的宰相李沆之所以被稱之為“聖相”，正是由於他在這方面有“先識之遠”，深識大體，務行故事，他自己也說“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楊文公談苑》)。李沆等人這種竭力維護“朝廷防制”，處處“務行故事”的做法，事實上已經奠定了恪守祖宗法度的原則。

景德以后，宋與契丹、西夏的關系相對緩和，真宗重用王欽若、丁謂等人，東封西祀，大營宮觀。在此背景下，位居首輔的王旦以“祖宗典故”、“祖宗之法”、“恪守成規”為旗幟，對抗真宗等人越軌的政治行為，以期藉此抑制帝王過度偏離國家正常的統治軌道。

真宗后期至仁宗初年，宋朝經歷了一段太后臨朝稱制的“非常時期”，期間，外朝士大夫以遵行祖宗的成規定制為武器，與太后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抗爭。面對臨朝稱制的太后與少年天子，時任參知政事的王曾“正色獨立”，曾經進奏說：“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從而鮮明地亮出了保守祖宗基業的旗幟。較之於王旦時期，繼承祖宗之政的呼聲更顯強烈。當擺脫太后控御之后，朝廷中出現了匡正弊政的集中舉措，而君臣們認定的治世良方，不外乎祖宗法度，並且，對於祖宗之法的解釋也逐漸上升到理論高度。

太后去世仁宗親政后，“祖宗法”、“祖宗家法”被正式提出。可以說，正是在真宗末年到仁宗初年太后臨朝稱制的“非常時期”，醞釀成就了北宋王朝的正常統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