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五代時期民族色彩的淡出、文臣群體的轉化、文武關系的調整，都是歷史演進過程的產物，這些變化，絕非如宋人通常所說是取決於“祖宗”遠見卓識的突然轉折。

公元960年初，時任后周禁軍統帥的趙匡胤於開封附近的陳橋驛發動兵變，“黃袍加身”取代后周，自柴氏孤兒寡母中奪得了國家政權，建立了大宋王朝。如何保証長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終是縈繞在宋初統治者心間的重大問題。宋代“祖宗之法”的提出，正是在趙宋統治者“變家為國”、穩定統治、實現集權的過程中，經過不斷豐富而形成的，也與北宋前期的政治進程緊密相關。

自趙宋建國之日起，規約“人君”角色、塑造帝王完美形象以期垂范后世的努力，即一直在進行之中。當時，不僅趙普說到“為陛下子孫設置條貫”，正在努力嘗試從軍閥到君主轉型的太祖本人也與趙普談及“使子孫謹守法度”事。開國皇帝的殷切期冀，使我們感覺到他心中揮之不去的擔憂。政權剛剛穩定，“繼述父祖基業”的問題即被提上日程。而這些沉甸甸的考慮，實際上已經奠定了指示趙宋后世帝王“謹守”祖宗法度的基調。

宋太祖對於武將讀書的倡導，營造出一種上下尊卑次第井然的氛圍，迫使之前與之“比肩同氣”的武將接受“君臣大義”與尊卑之別。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的說法，在當時更多只是一種導向，太祖對於文士的任用，更多地著意於建構統治秩序，著意於文武制衡，即通過重用文士以抑制武將權勢膨脹的趨勢。北宋前期的文武關系調整，是通過文武分途與文武定位實現的，但趙宋的政策，特別是太宗朝的治國馭將方針，明顯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並最終構成為趙宋“祖宗家法”的重要內容。

在宋初統一國家的進程中，趙宋君臣繼承五代以來政治、制度改革的趨勢，著手重建集權，從“收兵權”開始，改革中央禁軍的統兵體制，建立了樞密院—三衙體制;同時，由中央逐步派遣京朝官擔任知州軍事、通判及轉運使等，直接介入地方財政、民政、軍政事務，並漸罷節鎮領支郡，逐步解決藩鎮肢體之患。這一過程中，宋廷立足於矯枉防弊，創法立制，形成了一套富於針對性、注重實效的治國方針。宋初通過階段性目標集中、“先其大綱”、重在維系制約的一系列措置，相對平穩地再度實現了中央集權，顯示出長期亂離中磨煉出來的承上啟下的領袖人物們政治上的不斷成熟，也賦予趙宋不同於五代王朝的開國氣象。對於這一根本性轉變的實現，北宋的統治階層及士人們都懷有很高的歷史成就感。進入十一世紀，國內政治局勢安定，已有充分機會圍繞前期的政治經驗予以總結。對於立足於防范事端、化解矛盾的“祖宗之法”的體味、概括與認定，也就產生於這一過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