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家大政方針和社會現狀的認同

第一，絕大多數人對國家大政方針比較熟悉。如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具體內容，有59.6%的被調查者能准確說出，有36.6%的被調查者能大致說出。

第二，在對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生態文明的認同方面，認為科學發展觀是“黨的一次重大理論創新”的知識分子佔36.6%，認為是“順應了廣大人民心願”的佔25.8%，認為是“適應了新的發展要求”的佔38.1%。

第三，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選擇“充滿信心”的知識分子佔65.4%，選擇“不太樂觀”的佔20.1%，認為“無法預測”的佔14.5%。

第四，對當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72%的被調查者感到“滿意”或“基本滿意”﹔關於當前知識分子與執政黨的關系，有67.1%的被調查者認為“融洽”或“比較融洽”。

?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認同

第一，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重要觀點的認同方面，有76.3%的被調查者認為愛國“是一位公民的基本素質”﹔關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55.6%的被調查者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做”。

第二，對“當前我國文化建設的關鍵”，有39.4%的被調查者選擇“普及主流文化教育”，48%的選擇“倡導社會文明風尚”，22.4%的認為是“促進文化機制創新”，6.9%的選擇“開發文化產業”。

第三，知識分子肯定信仰對人生的價值和意義。調查顯示，認為信仰對人生“十分重要”的佔50.7%，認為“比較重要”的佔36.3%。

同時，統計結果也顯示出尚不盡如人意的一面：第一，對主流文化存在認識盲區。比如，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觀點，有25.6%的被調查者表示尚不清楚。第二，在主流文化認識方面存在誤區。

知識分子與主流文化的內在關聯

調查結果說明，當代我國知識分子對主流文化的認同呈現出的主導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這也是長期以來黨對知識分子工作實踐的基本面和主流。但不容否認，目前還存在不同程度的認識誤區和盲區。因此，深入分析探討知識分子和主流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對於我們強化認識、尋找對策具有積極意義。

?主流文化的品質要素與知識分子群體特征具有內在契合性

促進文化認同必須遵循思想文化的內在規律。研究表明，主流文化的科學性品質與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群體品質相契合，主流文化的創新性品質與知識分子求新求變的學術追求相契合，主流文化的包容性品質與知識分子善於比較選擇的思維方式相契合，主流文化的實踐性品質與知識分子關注現實的社會責任感相契合，主流文化的廣泛代表性品質與知識分子關切民生的大眾情懷相契合。知識分子對主流文化呈現出的基本認同，與這些契合要素的內在對接密切相關。但與此同時，部分盲區和誤區的存在，則與之契合度有限有關。因此深入挖掘主流文化的內在品質與知識分子群體特征的相關性和對接點，充分彰顯主流文化的品質特征，善於激發知識分子的群體特性，對於促進其認同意義重大。

?主流文化具有天然的社會傳播優勢

主流文化作為當今中國的執政文化，具有一系列得天獨厚的政治優勢。主要包括國家制度的設計優勢、主導社會輿論的政治優勢、掌控媒體組織的組織優勢等。通過這些優勢，黨對知識分子在認同主流文化方面，通過一系列主要途徑取得了積極的成效。

比如，教育型認同途徑，即通過國家教育制度設計的系統性學習認識過程﹔輿論型認同途徑，即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媒體的輿論引導性過程，據調查，有超過70%的知識分子喜歡通過電視、報紙和網絡渠道了解國家大事﹔體驗型認同途徑，即通過一定或相關的社會觀光考察，親身感受國家發展的過程﹔職業型認同途徑，即通過從事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專業和新聞媒體等文化崗位工作認同的過程﹔活動型認同途徑，即通過參與國家組織的集中教育活動認同的過程。不可否認，這些途徑為知識分子認同主流文化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必須承認，這些傳統途徑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其效果明顯低於預期。

?主流文化可以為知識分子實現人生價值建功立業提供時代坐標和現實文化場域

主流文化是當今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所描繪的當代中國發展藍圖，尤其是正在展開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為知識分子提供建功立業的時代舞台，而且也被實踐証明是唯一能夠帶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這與知識分子報效祖國的群體追求相一致。

這種富有正能量的主流文化場域，一方面為知識分子確定實現個人人生價值與國家建設事業坐標的重合點提供了重要的時代背景，另一方面也是不斷激勵知識分子拼搏奉獻、建功立業的強大精神力量。

?文化價值多元、社會變革劇烈、西方文化滲透等，給知識分子對主流文化的認同帶來嚴峻挑戰

第一，文化是環境的產物。我國30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經濟成分、生活方式、經濟利益、社會組織形式、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的多樣化，導致了社會文化和價值的多元。

第二，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不斷加快，世界范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鋒日益頻繁，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的文化滲透日益廣泛，而知識分子則是其滲透的重點對象。

第三，文化是社會相對穩定發展的產物，社會變革迅速導致主流文化建構缺失，主要體現為文本權威缺失和價值權威缺失。文本形態是政治文化賴以存在和征服社會、樹立權威的重要方式。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由於社會變革迅速，缺乏系統嚴謹的文本建構，與人們對科學理論體系的經驗性期待不符，容易導致認同的文本權威障礙。而價值權威障礙，主要體現在其所倡導的價值體系在計劃經濟時期由於“左”的指導思想，導致其價值觀念超越社會發展的階段實際和人們的思想實際，缺乏現實的引領力﹔改革開放以來，由於過於注重物質層面的發展，再加上對計劃經濟時代價值觀的顛覆和否定，新的價值文化建構相對滯后，對人們思想道德的社會引導和約束過於鬆散，導致價值觀斷代和真空，出現價值多元和混亂現象。

第四，主流文化的社會傳播方式與快速發展的信息化趨勢不相適應。選擇適當的傳播手段是促進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人們對信息的獲取方式，不再依靠傳統的紙質媒介和會議方式。由於知識分子腦力勞動方式的特殊性，對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具有天然的親近和青睞。而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復雜的原因，主流文化在傳播手段信息化方面相對滯后於其他文化，往往習慣於開大會、作報告、發報紙等傳統方式，導致其在覆蓋面、即時性、多樣化、直觀化、信息量等方面呈現相對弱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認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