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特的雙語童子功

20歲以前林語堂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勝過中國文化，直到30歲執教北大才知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

林語堂幼時打過蒙學底子，青少年時代受過西學中高等教育。

1895年10月，林語堂生於福建漳州龍溪縣農民牧師家庭，家裡基督教與儒教並行不悖，中西合璧。6歲前受父親蒙學教育，啟蒙讀物是儒學經典，如《四書》、《五經》、《聲律啟蒙》、《幼學瓊林》等。林語堂算是有了一些蒙學底子，但也只是感性的背功。6歲時林語堂未入私塾，卻入了村辦教會小學，10歲就讀廈門教會學校，13歲入廈門尋源書院讀中學。17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系，在此學得更悅耳更道地的英語﹔校藏五千余冊書被他閱遍。西洋生活進而是西洋文明對他具有潛移默化之效，更是一種理性的系統熏陶。

自幼就浸染於西方文化，11年西式教育，英語的自然習得與課堂學得的系統教育使林語堂對英語以及西方文化的感悟之深甚於漢語，卻一度荒廢了漢語及中國文化功底。誠如《林語堂自傳》所言，20歲以前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勝過中國文化，直到30歲執教北大才知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這是那個時代教會的教育特色，卻成就了林語堂獨特的英語童子功：英語至少與漢語平分秋色，在理性認知和系統把握上甚至超過漢語。

終身腳踏中西文化

平等比較是中西文化理解、溝通、借鑒的基礎，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這一過程重鑄了作為文化人的林語堂，使他成為通識中西之一人。

林語堂從小就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終身與二者打交道，或學，或教，或比較，或偏愛，或回望，須臾不曾放下，直到終老香港。

（一）三次彌補中國文化

1916年大學畢業，林語堂被聘為清華大學英語教師，到了清華才發現：“因為我上教會學校，把國文忽略了。結果是中文弄得僅僅半通……我當時就那樣投身到中國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態吧。”於是，開始了漫長的中國文化補課歷程，這是第一次受沖擊甚至是刺激的補課：讀《紅樓夢》，逛北京琉璃廠，與博學的書店老板攀談，惡補中國文學和文化，其歐化的語言得以滌清，文筆得以溫潤。這是第一次補課，補於教學之余，可歸為感性層次的知識彌補。

1919年秋，林語堂留學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師從白璧德學比較文學，因學費告缺，第二年轉學收費較低的歐洲，先法國，后德國，最后入定萊比錫大學主攻語言學。該校中國研究室中文藏書相當豐富，林語堂如飢似渴，深入閱讀《漢學師承記》、《皇清經解》等，同時訓練了考、釋等問學方法。這是第二次補課，補於留學之余，可歸為學理層次的深度彌補。

1923年林語堂獲博士學位回國，先后執教於北京大學、國立女子師范大學和廈門大學。1927年3月赴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9月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編輯，兼任國際出版品交換處處長，從事的仍是文化交流，同時編英語教材，寫文章，先后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這期間彌補中國文化則更為便利，涉及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等，中西文化比較與匯通更顯成功，辦刊、撰文、著書、編教材等，都曾轟動一時。這是第三次補課，補於工作、生活以及社會活動，他由文化補課走向文化創造與傳播。

林語堂中國文化的三次補課，前兩次是惡補，第三次則是漸補，這種閑逸式、研究式和生活式補習相繼而為，無形中都在比較中西文化，奠定了他從譯和溝通中西的基礎。

（二）推崇西化

因接受了西方朴實的觀念，林語堂一生都在追求獨立的人格與品格。與當時許多海歸派一樣，林語堂回國后參與了新文化運動，成了魯迅的支持者和追隨者，同樣關注國民性改造，著有《論中外之國民性》等文，屬於魯迅主導的《語絲》派。回國之初，林語堂算是徹底的歐化主義者，主張全盤西化，欲廢傳統向西學，要歐化中國人，認為中國的生活方式、制度等均應仿效歐美，甚至認為漢族是敗類，可見其西化程度之深。

（三）平視互補

西化一段時間后，林語堂與魯迅等激進派漸行漸遠，因成長環境特殊也未入保守派，卻走上了獨善其身的中間路。這種人格中間取向，導致文化中立。本來，游學西方可開人視野，最終要養成一種國際觀。從西化的極端回身向中時，他首先從小孩、守時、人情、老人、圖書館、喪禮等40多個方面比較了中西文化，認為西優於中，用西方對比思考中國，他處處不滿，要向西方學習﹔反之，感悟西方，他也失望，認為西方又該學習中國。平等比較是中西文化理解、溝通、借鑒的基礎，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這一過程重鑄了作為文化人的林語堂，使他成為通識中西之一人。

（四）文化回歸

其實，中西文化的平視過程始於他赴美之前，1934年他曾懺悔回國后所做之文患有哈佛病，聲調太高，這是他在比較之中或之后對中國文化的重識，更多的是精神上對中國的認同和融合，直至把庄子、蘇東坡等先哲視為隔代知音，以至於到美國寫出了《蘇東坡傳》。這表明他開始重識母語文化。經過比較，受西方文化參照，林語堂對中國文化體悟更真切，歷久彌新。

常言道：距離產生美。有人說，隻有離國才愛國。1936年離京赴美，回望故國，他參悟出中國文化的智與美，稱之為“我之重新發現祖國”。這一回望不打緊，中西文化從平視轉向了西消中漲。有一次在牛津講演，他喻東方文明如美女，勝過西洋美女瑪麗亞。最典型的是這樣一件文化大事：因著《大地》而獲諾貝爾獎的美國作家賽珍珠在中國雖然生活了40年，並譯過《水滸傳》，可她仍然邀請林語堂向西方譯介中國，看好的正是他的英語水平和對中西文化的了解。林語堂果不負望，《吾國吾民》1935年在美國一面世，就引起轟動，其成功之處在於糾正了西方的偏見，消除了誤解，寫出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與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