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之所以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原因在於目前的經濟結構失衡，這將造成經濟增長不能長期持續。因此，能否成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在於能否針對經濟結構失衡的根源對症下藥。筆者認為，經濟結構失衡的根源在於儲蓄率與消費率的失衡。這些年，我國消費率持續下降，2010年，居民消費率降到33.8%，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7.4%，遠低於美國的87.7%、歐盟的80.7%、日本的78.6%，也明顯低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67%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居民的淨儲蓄率卻不斷上升，2010年城鎮居民淨儲蓄率為11.1%，遠高於美國的5.3%，日本的2.7%，韓國的2.8%。

　　儲蓄是投資的基礎，決定投資資金的供給並最終決定投資規模的上限，高儲蓄率必定導致高投資率。儲蓄率與消費率的失衡，會導致投資的高速增長，造成投資與消費的失衡，這又必然要求保持巨額的外貿出超，以消化高投資所帶來的過剩生產能力。另一方面，過高的投資也帶來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等問題。因此高儲蓄率才是當前經濟結構呈現“內需不足、高投資、高順差”的直接原因。要解決結構失衡，必須解決儲蓄率與消費率的失衡。

　　儲蓄率與消費率的失衡又源於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平等。邊際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上升而遞減，因此收入分配會影響經濟中的儲蓄率，如果經濟中貧富差距拉大，儲蓄率將上升。在我國收入分配不平等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長比例的失當，政府收入增長速度長期高於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其次是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的資源性和壟斷性收入分配的失當﹔最后勞動報酬佔GDP比重持續下降。我國居民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佔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由此可以看到這樣的邏輯關系：由於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國內消費不足，造成我國的高儲蓄率，從而導致高投資率，再推向高出口率。故要解決儲蓄率與消費率的失衡問題，必須改善收入分配結構，進行收入分配改革。

　　經濟結構的失衡具體表現在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和技術結構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都與收入分配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