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關注中國的琉璃文化，一段時間以來，翻看了《元史·百官志》《琉璃廠沿革小考》《宛署雜記》等古文獻，從中看到了“中國琉璃之鄉”——京西門頭溝區琉璃渠村的歷史沿革、興盛軌跡。

　　古文獻顯示，京西琉璃渠村，其琉璃燒造始於元朝初年。公元1263年，為建元大都宮殿，從山西榆次縣南小趙村，遷來趙氏琉璃窯。起初，在宣武門外海王村建琉璃廠，后擴增至琉璃渠村窯廠，專為宮廷燒造琉璃瓦。元建大都，需要大量的琉璃構件，為此設立了專管琉璃窯務的衙署，隸屬少府監，並派駐官員。《元史·百官志》載：“大都凡四窯場，秩從六品。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領匠夫三百余戶，營造素白琉璃瓦，隸少府監，至元十三年置，其屬三：南窯場……西窯場……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員，中統四年置。” 由於元朝在琉璃渠村設立了琉璃局，其村名也就從最初的“劉李居”改稱“琉璃局”了。1881年，清軍將領王德榜在琉璃局建成水利工程——琉璃渠，產生很大的社會反響，使琉璃渠的名聲蓋過了琉璃局，此后，琉璃渠的村名便流傳了下來。

　　據張涵銳《琉璃廠沿革小考》雲：“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設窯四座。琉璃廠為其中之一。分廠在三家店，派士到西山採琉璃瓦器之材料，由水路運至海王村之琉璃窯以備燒制。”又據明《宛署雜記》記載：“對子槐山，在縣西五十裡，山產甘子土，堪燒琉璃。”這裡所說的對子槐山，就在琉璃渠村西。由於琉璃渠村周圍盛產燒制琉璃的主要原料——坩子土和煤炭，水路、陸路交通都很便利，因此，在元代，另外三家琉璃窯的原料，也都從琉璃渠村運去。琉璃渠村建窯后，衙署設立，官員進駐，窯匠、琉璃匠等大批人員隨之遷入，往來於該村與京城之間的車馬交通也日益頻繁，並開始出現商業店鋪等服務行業。

　　到了明代，為營建北京城及其皇家壇廟、陵寢等，所需琉璃制品數量非常大，琉璃廠和琉璃渠村窯廠生產的琉璃制品遠遠不能滿足朝廷的需求，隻好擴大琉璃的生產規模。於是便在正陽門和宣武門之間建起了新的窯廠，大規模燒制琉璃瓦及其琉璃構件，專供皇家使用。而琉璃渠村窯廠也成了當時工部的五大官窯之一。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明朝修筑了外城，琉璃廠變成了繁華的市區，隨著人口的聚居，窯廠已越來越不適宜留在此地。

　　清初順治年間，統治者在京城實行“滿漢分城居住”的政策，將內城的漢人官員、居民等統統趕到外城居住。結果外城琉璃廠一帶涌入大量的漢官、漢民，各省各行會館也紛紛設在這裡，成為各地舉子匯集的地方。因窯廠煙塵甚濃，居民不堪所擾，無不希望窯廠搬走，以淨化環境。到康熙末年，因琉璃窯“迷邇宮闕，煙燧約彌漫，殊違體制”，隨一道“聖旨”下達，琉璃廠遷到了琉璃渠村。及至乾隆二十年，北京城內所有琉璃窯廠都遷到了琉璃渠村，使琉璃渠村窯廠規模迅速擴大。清代皇家“三山五園”和東西陵的營造，大量使用琉璃構件，更促進了琉璃渠村窯廠的大發展。清中葉至同治年間，各類商家、店鋪雲集琉璃渠村，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乾隆二十一年，經琉璃渠村窯主王朝景、趙邦慶等人倡議，在村東口處修建了“三官閣”過街樓，成為該村歷史上的標志性建筑。樓下原有修建時所立《三官文昌東閣碑記》石碑，對過街樓的創建予以詳細記載：“神京西五十裡許，有琉璃局者，以燒琉璃著名者也。有王朝景、趙邦慶等首倡及局民共議，眾人踴躍稱善，捐資鴆工，庇材壘石為台，構木為門，下辟洞門便行人也，不數月厥工。閣之上，東向供奉文昌、三官足以消除災禍也。”此過街樓為東西向，建筑樣式仿照城門樓。樓下部為城台形狀，過街券洞由磚石砌筑而成，洞外東額書有“帶河”﹔西額書有“礪山”，皆是琉璃燒造。城台券洞上有殿堂三間，為硬山大脊琉璃頂。其正脊由黃琉璃構件組成，其中間置綠色門樓，鑲門釘和黃色抱框﹔門樓上立黃綠相間的寶象，象身上馱寶瓶，寓有“太平有象”之意。過街門樓兩側是琉璃鴟吻，樣式精美，技藝高超﹔鴟吻口吞正脊，脊上飾有大朵黃色寶花，並有10個綠琉璃獸相向而立﹔正脊兩端鴟吻之上，各立一形態各異、騰空欲飛的蛟龍，一條龍張著嘴，一條龍閉著嘴。這座過街樓，是琉璃渠村的琉璃燒造技術和琉璃裝飾藝術達到鼎盛時期的實物例証。

　　琉璃渠村因燒造琉璃而興起，中國的琉璃文化則因琉璃渠村的興盛而絢麗多彩，因此，琉璃渠村被稱作“中國琉璃之鄉”，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