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人類無邊文化譜系的橫坐標上，政治文化僅指涉政治生活范疇。而在政治學的縱坐標上，它是政治學領域裡面行為主義政治學這個次級連環中的十個又次級連環之一，是政治學發展史上后行為主義實証政治學時代的產物﹔中西方特別是歐洲早期思想家關於民族性或國民性的推測研究、社會心理學和精神分析人類學，歐洲的社會學以及民意調查和數據分析等手段的日臻完善是政治文化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章還著重對圍繞這個研究路徑在國外所形成的四個主要流派和國內從1987年以來產生的四種不同觀點進行了綜合歸納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對相關概念的認識和理解。

一、政治文化研究的坐標位置

政治文化是政治學的一個研究方法，認識和把握這種方法首先需要從文化學的橫坐標和政治學的縱坐標上來標定它的確切方位，這是建立政治文化清晰概念的必要步驟。

文化是一個海洋。人類迄今的過程，就是文化的過程。經過生生不息，代代相傳的積累，人類文化早就是一個豐富多彩的譜系。我們有按照地域劃分的文化，比如國際文化、國別文化、區域文化、民族文化等﹔我們有按照生活來區分的文化，比如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娛樂文化、居住文化、社交文化等﹔我們還有按照行業和專業來區分的文化，比如建筑文化、旅游文化、漁業文化、環境文化、農業文化、企業文化、商業文化、管理文化、行政文化、經濟文化、法律文化、教育文化、語言文化、藝術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等﹔ 諸如此類，可以說不勝枚舉。本文論及的“政治文化”僅僅是這個無邊譜系上的一個“色帶”或方面，它所指涉的只是政治生活領域，專以與政治過程有關者現象為限。所以在人類文化的海洋中政治文化僅對應一個狹小范圍。

透過不同的研究視角，人們往往會得到不同的“文化”概括：在哲學的角度，文化就是心靈的哲學或修養﹔在藝術的角度，文化就是所有藝術的總稱﹔在教育學的角度，文化就是習得的行為﹔在心理學的角度，文化就是學習和追求完美﹔在歷史學的角度，文化就是過去時代的遺產﹔在生態學的角度，文化就是人類同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手段﹔在人類學的角度，文化就是整個生活的方式﹔在社會學的角度，文化就是一個社會所流行的觀念意識、價值傳統和行為選擇。而“政治文化”則是人們從政治學的角度所獲得的一種文化。按照政治文化研究之開先河者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說法，此文化是指每一種政治制度得以存在的價值依托。

那麼，在政治學的縱坐標上，政治文化處於怎樣的位置呢？這要從政治學的研究歷程來說。回顧世界政治學的發展，大概應當劃分為如下時期：

第一是古典時期（？-1850）。由於難以在哲學和政治學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限，這個時期實際是哲學政治學的階段。從希臘時代的柏拉圖(Plato)、亞裡士多德(Aristotle)，到中世紀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阿奎那(T. Aquinas)，以至近世的馬基亞維利(N. Machiavelli)、霍布斯(T. Hobbes)、洛克(J. Locke)等人，都是多才多能的哲人。這個時期的政治學多夾雜於倫理道德命題之中，在方法論上主賴於演繹和解釋。其所傾注者主要為政治標准或規范（normative）的探討，即應然的問題，而不是政治的實然問題。

第二是制度時期（1850-1900）。這50年間，政治學逐漸脫離倫理道德哲學，開始採用歷史研究法和比較研究法，集焦點於描述彼時之政治制度與過程，法律文件與憲法規約成為主要的資料基礎。在歐美一些大學中，政治學逐漸被賦予特定的研究領域，成為獨立的學系。而在方法上的描述性（descriptive）為其研究的主要特色。

第三是過渡時期（1900-1923）。由於社會科學相關學科的發展，政治學界在上世紀初開始重視觀察、調查和數量方法的研究價值，尤其是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的一些做法逐漸成為政治學工作者應用於研究的方法。在這一階段，影響了政治學方向的因素：其一是對制度研究途徑的批判，認為描述性的研究不足以揭示政治現象的真實﹔其二是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符號互動（symbolic interaction）論的影響，前者認為觀念與行動隻能用結果來判斷，因此政治學者應當創造一種分析方法，把政治模式和政治實務的實際結果和對其意識形態的辯護做明晰區分﹔而后者主張，對人性與人類行為的問題應當採取經驗和實驗的方法來探討。特別是在1908年兩本重要政治學著作的出版，不約而同地對傳統政治學的研究方法表示異議。英國學者華萊士（Graham 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中批評，幾乎所有研究政治的學者都在分析政治制度而避免對人的分析﹔美國學者本特萊（Authur F. Bentley）在《政府的過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也抨擊當時的政治學是一種死的東西，隻對政府機構的表面特征作形式的研究而不能探究其所以然。正是這些因素的激蕩，促使政治學發生了轉向。

第四是行為主義時期（1923-1969）。一方面是作為對上述批評的回應，另一方面也是對於自然科學方法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域的嘗試，在上世紀的20年代，美國政治學家梅利安（Charles E. Merriam）與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共同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這個為后人所稱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成為行為主義政治學當之無愧的先鋒。他們呼吁政治學研究應當合乎科學的要求，號召借用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統計學的知識和方法作為政治學的參考工具，鼓勵政治學工作者走出圖書館，多做一些實地考察（field work），以彌補傳統檔案資料的不足，並堅決主張在政治分析中理論與經驗研究（empirical studies）的互依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