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與梅利安鼓吹政治研究科學化的拓荒者還有卡特林（G. E. G. Catlin）他在《科學與政治學的方法》（Science and the Method of Politics ）一書中首先討論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現象，再就是芒若（William B. Munro），也極力主張尋求並發現政治行為的基本法則是可能的，也是政治學者值得追求的目標。

從1930年開始，美國政治學界開始了一場科學運動，這一稱作行為主義的革命，包括了至少六點主張：主張一是，政治學最終可更接近一門科學，能夠進行預測和解釋，政治學的目標是建構有系統的、經驗的理論﹔主張二是，研究應當以理論為導向。但不應忽略社會科學研究中理論與實際之間應有的互動﹔主張三是，在分析過程中應當區分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主張四是，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基本是一致的，若科際間能夠密切合作，彼此都能有所補益﹔主張五是，政治學者對方法論應當更自覺和追求精確與精通﹔主張六是，分析應以個人或群體行為為焦點，而非僅僅以政治制度為對象。也正是研究途徑和研究方法的出現，表明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發展方向，同時也宣告了當代政治學的到來。

第五是后行為主義時期（1970-）。在60年代以后，部分學者察覺行為主義研究中帶有純粹技術主義而忽略政治學研究目的的偏向。正是在對此的糾正過程中產生了后行為主義政治學。在它的學術主張中並不排斥科學方法或行為主義時期的成就，而是補充行為主義在發展過程中以工具取代目的的偏差。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自從行為主義的追求發生以后，多種實証性研究途徑先后採行，歸納起來，計有10種，“政治文化”方法是其中之一。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這10種貢獻是：⑴ 心理研究途徑（psychological approach），特點是借用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概念來探究政治行為。此種方向下又一分為三——對政治習性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柏瑞森（Bernard R. Berelson）、坎貝爾（Angus Campbell）以及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對學習理論也即社會化理論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海門（Herbert Hyman）和伊斯頓（David Easton）﹔人格理論，主要代表人物是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和藍恩（Robert Lane）等。⑵ 意向研究途徑（Intentional Approach），是關於政治意向和行為關聯的理論。此種方向下又可分為決策理論和理性研究方法。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西蒙（Herbert Simon）和林德布羅姆（Charles E. Lindblom）﹔后者的代表是湯斯（Anthony Downs）和瑞克（William H. Riker）等。⑶ 角色理論（role theory），是關於大眾對特定政治角色的期望與該角色政治行為之間關聯度研究的理論。主要代表人物是尤勞（Heinz Eulau）和沃爾（John Wahle）等。⑷ 團體研究途徑（the group approach），側重於人類在團體中行為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本特萊、芻門（David Truman）和凱伊（V. O. Key）等。⑸ 系統理論與功能分析（system theory and functional analysis）。系統理論希望透過系統各單元之間的互動關系解釋政治現象﹔功能分析側重於系統各單元協調運作的維持。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伊斯頓和卡普蘭（Morton Kaplan）﹔后者的主要代表是阿爾蒙德和墨頓（Robert Merton）。⑹ 溝通理論（communications theory），研究資訊傳遞與系統運作的關聯。主要代表人物是道伊蚩（Karl Deutsch）。⑺ 權力研究途徑（the power approach），著重以權力為落腳點探討政治現象。代表人物主要有拉斯威爾、達爾（Robert A. Dahl）、弗瑞德裡克（Carl J. Friedrich）、摩根索（Hans J. Mongenthau）等。⑻ 政治發展研究途徑（political developmental approach），希望通過對不同政治系統的對比來尋求政治過程的規律，是“比較政治”的主流方法。主要代表有阿爾蒙德、派伊（Lucian W. Pye）、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等。⑼ 精英研究途徑（Elite Studies）。通過對政治精英的研究來揭示政治系統的運行軌跡。主要代表人物是拉斯威爾、博托墨（T. B. Bottomore）、阿榮（Raymond Aron）等。⑽ 政治文化研究途徑（political cultural approach）。揭示政治系統內成員的價值意識、行為習慣與政治系統運行之間的關聯。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爾蒙德、派伊、沃巴（S. Verba）等。[1]

上述說明，政治文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人類無邊文化譜系的橫坐標上，它僅僅指涉政治生活范疇﹔而在政治學的縱坐標上，它是政治學領域裡面行為主義政治學這個次級連環的十個又次級連環之一。是政治學發展史上后行為主義實証政治學時代的產物。需要提及的是，鑒於政治發展途徑和政治文化途徑更方便用於國際上不同政治體系間的對比研究，美國的政治學界又以這兩種方法為基礎，形成了比較政治學的學術領域。這就是政治文化所處的坐標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