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關注】
1、用公平正義打破轉型陷阱
我們現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簡單的改革停滯或倒退，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進入轉型陷阱。轉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征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於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這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研究報告，2012年2月)
2、中國已陷入兩個“超低生育率陷阱”
如果我們將總和生育率在1.5以下界定為“超低生育率”，2000年至今中國育齡婦女的平均總和生育率隻有1.4左右，已經低於政策性低生育率(1.5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說，我們所觀察到的超低生育率已不完全是政策要求的結果，而很可能是公民觀念轉變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陷入的是“超低生育率政策—文化的雙重陷阱”。面對紛至沓來的人口風險，留給我們的戰略機遇期大概隻有15年。——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學習時報》，2012年5月28日)
3、“城市化陷阱”是子虛烏有的幻覺
關於城市化問題，有人除對農村人口轉移的必要性認識模糊以外，還對城市吸納人口的潛力表示懷疑，以為中國城市就業機會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應不足，都不允許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為這種疑慮是沒有根據的。例如，對於土地短缺的假設，我們的問題不是沒有土地，而是體制和規劃方面的問題導致土地的巨大浪費。在未來幾十年裡，保持城市化率每年遞增一個百分點的速度，不算冒進。一些地方可以更快一些，而農業主產區和邊遠地區可以適當慢一些。當務之急是要糾正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不當做法。——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作者網易博客，2012年6月14日)
4、實現同一代人的養老待遇走向公平
養老金雙軌制改革如果是指將兩個制度立即並成一個制度，恐怕隻能是畫餅充飢，結果仍可能是原地踏步。因為若將機關事業單位優厚的退休金迅速削低到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水平，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若將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待遇立即提升到機關事業單位退休待遇的水平，也會引發討論。無論在哪種制度下都應當實現同一代人的養老待遇走向公平。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不要再做試點，而是直接全面啟動。——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光明日報》，2012年4月20日)
5、司法改革應向世界主流看齊
總體而言，中國司法改革有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可稱為趨同路線，就是與世界各國司法理論與實踐基本趨向走向一致的改革。另一條可稱為趨異路線，就是強調中國與世界各國司法理論與實踐應保持距離，強調有中國特色的改革。由此而產生的具體改革措施就有明顯的不同。一，是司法獨立，還是司法服從黨的領導;二，是“隻服從法律”，還是“三個至上(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三，是司法上的審判員，還是國家的公務員;四，是法律精解者，還是社會工作者;五，調解是手段，還是目的。改革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和世界的主流保持一致，否則雖然名為“改革”實為倒退!——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炎黃春秋》，2012年第12期)
6、維穩方式需要根本性變革
從現代世界各國及國內發生的問題看，維護社會安定，首先要對極端宗教和極端恐怖主義組織進行的危害生命、制造混亂、分裂國家的恐怖活動進行打擊。其次，需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地方政府和經濟組織在經濟建設中，要合理公平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用調解和司法手段處理矛盾，禁止強征強拆、隨意動用警力甚至黑惡勢力參與征地拆遷。再次，政府的行政和執法，特別是征地拆遷、污染事故處理等方面，要公正、公開、透明和接受民主監督。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保持長久的社會安寧，人民信訪制度需要進行徹底的改革，維護穩定的方式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轉變。——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經濟參考報》，2012年5月23日)
7、避免把“社會建設”歸結為“社會管理”
從人和社會的關系的角度來理解，我們要把人的發展作為社會建設的根本目的。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創新轉型的根本目的，意味著要避免把“社會建設”歸結為“社會管理”，要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的同時，鼓勵和引導公民的社會實踐，創造條件使社會成員有更多的機會、更強的能力來實現社會參與，其中既包括政治性的社會參與，亦即履行公民權利、行使公民義務，也包括非政治性的社會參與，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交往和私人之間的互助合作。——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童世駿(《文匯報》，2012年5 月23日)
8、農民“新命”：公民化
就農民工來說，政治民主問題非常突出。在新的城市社區，他們不僅需要建立新的社會文化認同，而且需要建立新的政治認同。這樣，他們的行為和預期才有穩定性和持續性。解決二元體制不僅僅需要新的社會政策，如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和就業等政策，也需要統一的政治體制，實現原市民與新市民政治權利的一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趙樹凱(《中國鄉村發現》，2012年2月7日)
9、提升社會福利要“小步走”
現在，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國家相比，出現了碎片化的現象，這與社會分層有一定的聯系。全民高保障隻能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就現在我國的經濟實力而言是遠遠不能承受的。從各國規律來看，福利增長都是一路上揚的，要是把福利增長速度降下來，政治上就要遇到很大的挑戰，西方國家很多政府下台都是由於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中國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福利增長之間的關系，福利要小步走，要符合福利增長的規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北京日報》，2012年6月21日)
10、所謂再分配有誤區
財富隻能來自生產、來自創造，而不可能來自分配。如果我們腦子裡總想著怎麼去再分配，最后就會要求政府給我們一種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麼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權力集中，滿足平均主義惟一的方式就是權力更集中的政府。企業家精神對社會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每個人都要認識到對私有財產保護的重要性。一想到什麼東西都找政府，這確實是中國的一個特點。這個關系完全顛倒了，最后的結果就是大家競爭花錢，而不是競相創造財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中國改革》，2012年第9期)
11、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大戰略
新型城鎮化有個趨勢是很明顯的，就是從過去比較重視速度到今后速度與質量並重的階段。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應該是一條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集約發展、多元形態、三化同步、兩手結合、以人為本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所謂集約發展，就是不能像有些國家那麼浪費土地;多元形態，就是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不能都是大城市;另外，三化同步，城市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兩手結合，是政府和市場都要發揮作用，不能由政府壓制市場、也不能由市場壓制政府;另外就是以人為本的新型城市化。——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張佔斌(《廣州日報》，2012年11月12日)
12、2013年是人口紅利消失轉折點
根據我們的測算，2012年是(人口紅利的)最后一年，2013年人口紅利就將結束。到2013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不再增長，是零增長，之后就是負增長。2013年將是一個極具標志性的轉折點。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即勞動力所需要支持的撫養人口，也不再下降，明年降到最低點，之后就會上漲。如果我們有緊迫感，能早點認識到問題所在，幫助培訓農民工，提高他們的技能，就能促進產業的跨地區轉移，延長人口紅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21世紀經濟報道》，2012年4月11日)
13、中國養老應該擴大市場的作用
在養老方面，從國家和市場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市場的作用越來越被忽視，越來越小，越來越受到排除和歧視。在養老問題上，市場是要發揮作用的。中國應該擴大市場的作用，重提市場改革，否則的話，我們要走回頭路，這是國家社保模式和福利模式的選擇問題。在頂層設計上，國家和市場的關系嚴重失衡，可悲的是決策者沒有意識到這些失衡的惡果!——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鄭秉文(《東方早報》，2012年3月16日)
14、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不應脫節
城市化需解決的核心問題，首先要認清誰是城市化主體，城市化主體就是這兩億多農民工，以及另外兩億被迫分離的家屬。他們是我們城市化的主力，但是他們沒有從中得到收益。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簡單地把錢給城郊農民，也不是把幾個村並一個村蓋上樓，那跟現代化沒有任何關系。為什麼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脫節?就是因為我們隻分配土地指標，從來不分配安置農民工及其家屬落戶的指標。——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第一財經日報》，2012年9月19日)
15、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國家職責
當前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很不好，是“啞鈴狀”，不是“橄欖型”的。我認為國家要承擔起這樣的職責，一定要探索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一定要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為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還要相應地進行政治和行政體制改革。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國家非常重要的職責。國家就是要充當中產階級的代言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中國政府創新網，2012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