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真理就在思想與實踐交匯處

人們對歷史的聚焦和反思，往往與特定的時間節點緊密相關。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即將到來的那段時間裡，人們在紛紛感慨國家的面貌和自己的思想、生活所發生的天翻地覆變化的時候，也開始總結這三十年的發展經驗、教訓，以及對下一個三十年進行展望、期盼。解放思想再次走入人們的視線，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在這樣的時刻，黨的十七大不失時機地提出了繼續解放思想這一重大戰略任務。隨之，一些地方開始深入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也有一些地方還專門成立了“解放思想辦公室”，為繼續解放思想營造了良好的氛圍和環境。

那麼，為什麼要在國家發展取得輝煌成就的時間節點上，提出繼續解放思想的問題呢？

除了防止驕傲自滿情緒和強化居安思危意識的考慮外，應該看到的是，這主要是出於現實的迫切需要和發展的戰略需求。

發展戰略和發展任務，很大程度取決於一個國家的現實狀態和人民群眾的根本訴求。在貧窮落后的發展階段，盡快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富裕起來，既是我國發展的現實選擇，也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所以，“做大蛋糕”，就應是這一階段制定發展戰略的根本著力點和落腳點。為此，鄧小平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他還反復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但在當時的現實條件下，為了實現盡快富起來的發展任務，隻能將有限資源集中投入經濟建設，並採取鼓勵一部分有條件的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差別化發展戰略。所以，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發展的戰略選擇重點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贏得了發展的有利時機和條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這充分証明了我們改革開放以來所選擇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所採取的發展路徑和方式，從總體上說是符合實際的。

同時也應清醒地認識到，雖然當前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情況的變化，我國的發展卻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這些新的階段性特征既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從發展任務來看，當前已主要不是解決發展不足、發展太慢的問題，而是解決發展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問題，既有的發展戰略和理念必須相應作出重大調整﹔從發展路徑來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在資源、環境、產業結構、利益分配等方面帶來了發展瓶頸和壓力，以前具備的生產要素和勞動力價格廉價等比較優勢也在逐步遞減，既有的發展路徑和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從發展的外部環境來看，在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下，我國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展風險逐步加大。正如李克強所指出：“我國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面臨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

不容忽視的是，當前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期盼和要求也越來越強烈，“分好蛋糕”的問題日益凸顯，直接影響著社會的和諧和穩定，考驗著黨和政府的智慧和能力。從國際公認的衡量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基尼系數來看，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8上升到了2007年的0.48。而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則在0.24到0.36之間。這從一個角度表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已十分緊迫地擺在我們面前。

正是看到了我國發展中出現的這一系列問題，很多學者開始從國際視野的角度，來思考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並列舉了很多國外發展個案中的教訓，來借以警示。最近，列舉比較多的有“拉美陷阱”、“日韓困境”、“西班牙幻影”：

“拉美陷阱”，一般是指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拉美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時期，許多國家在傳統工農業佔很大比重的情況下，全面由初級產品出口為主轉向進口替代工業化為主，重點和優先發展以制成品加工為中心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經濟獲得了迅猛發展。但同時，由於一些政策失當，大多數人享受不到現代化的成果，大量農民涌向城市卻沒有融入城市，導致這些國家的失業率持續攀升，貧富兩極分化加劇，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社會動蕩不安，發展陷入停滯，出現“有增長、無發展”的怪圈。

“日韓困境”，一般是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韓的飛速工業化使世人震驚，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日本卻從世界矚目的經濟強國一路走低，其企業在世界五百強中的排名迅速下降，韓國的現代公司、SK集團也紛紛出現經濟危機。由於忽視了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企業和產業的成長與發展仍然以政府為主導，一個個“大企業和超大企業”缺少創新、創業的激勵，技術多停留於模仿層面，缺乏企業核心的凝聚力和競爭力，使得原本飛速發展的日韓經濟陷入了泥沼之中。

“西班牙幻影”，一般是指單純由權力支撐而缺乏創造力的財富效應不會長久，終將成為一閃即逝的“幻影”。1521—1600年，西班牙強盛時期，世界貴金屬開採中有83％為西班牙所得。然而，潮水般涌入的財富，幾乎都用來支撐為宗教信仰、為殖民擴張而進行的戰爭，而沒有用來發展能夠讓國家富強起來的工商業。涌入的財富又像水一樣流走，西班牙此時隻扮演了“過路財神”的角色，成為“黃金漏斗”。這表明隻積累財富而沒有進行相應的經濟集成、政府創新、文化精進、社會進化，任何財富的擁有者都是曇花一現﹔不激發和維持人們的創新力，一個國家的繁榮就不會長久。

這些國家在快速崛起過程中出現的這些問題，與我國當前發展中的一些情況雖有類似之處，卻並不完全相同。各自的時代環境不同、國情條件不同、發展基礎不同，因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簡單進行參照和類推。更何況，這些國家的情況本身也在發生變化。但是，作為在推進現代化和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教訓，這確是非常值得我們加以警惕和引以為戒的。國內對於這些教訓的熱議和重視，也從側面反映出當前中國的發展，實際上仍然面臨著“向何處去”的戰略抉擇。

在面臨發展抉擇的重要時刻，如果能夠保持清醒頭腦和戰略思維，及時破除制約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的束縛，根據實踐變化不斷調整發展戰略，積極主動應對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就能夠贏得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如果不能及時適應這些新的階段性特征的需要，有效應對這一變化所帶來的各種復雜矛盾和問題，改革開放的良好局面就有可能會遭到破壞，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也就有可能經受挫折。鑒於此，胡錦濤特別指出：“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我們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的關鍵所在，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也是對我們民族自強能力的重大考驗。”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和發展形勢要求下，黨適時提出了繼續解放思想這一重大戰略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