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內容之一被確定下來，是實踐發展的必然選擇。1978年，針對“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鄧小平以解放思想為先導和突破口，通過支持、引導和推動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為實現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創造了有利條件和氛圍。同年12月，在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准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他指出：

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實際上也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逐步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

需要說明的是，實事求是的內涵和作用，早在延安整風期間就被毛澤東詳細論証過，並作為黨的思想路線加以堅持。那麼，鄧小平又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特別強調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並把它和實事求是並列概括為黨的思想路線呢？

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文化大革命”的后遺症還普遍的存在，依然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對此，鄧小平曾尖銳地指出：“在我們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中間，解放思想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不少同志的思想還很不解放，腦筋還沒有開動起來，也可以說，還處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是好同志。這種狀態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具體而言：

一是因為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大搞禁區、禁令，制造迷信，把人們的思想封閉在他們假馬克思主義的禁錮圈內，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則，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就隻好不去開動腦筋，不去想問題了。二是因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黨內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隻能奉命行事。這樣，大家就什麼問題都用不著思考了。三是因為是非功過不清，賞罰不明，干和不干一個樣，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擊，什麼事不干的，四平八穩的，卻成了“不倒翁”。在這種不成文法底下，人們就不願意去動腦筋了。四是因為小生產的習慣勢力還在影響著人們。這種習慣勢力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因循守舊，安於現狀，不求發展，不求進步，不願接受新事物。

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要實現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就是首要的、必須著力實施的先決條件。為此，鄧小平指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可見，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是一個辯証統一體。隻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也隻有堅持實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從黨的十五大進一步完善和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到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實踐，黨經歷了幾次較為深刻的思想解放過程。而每一次思想的大解放，都極大地推動了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歷史進程，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新進展，實現新突破，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中國奇跡”。從一定意義上講，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史。正如胡錦濤所指出：

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我們堅持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統一，大力發揚求真務實精神，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自覺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為改革開放提供了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的理論指導，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