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九龍坡區白市驛鎮公示37名村干部財產時，遭部分村官抵制，有村干部稱，“我不過是一個芝麻綠豆官，憑啥子把我的財產公示出去”。該鎮黨委負責人稱，公示財產屬探索性質的試驗。區委宣傳部負責人同時表示，地方態度謹慎因“擔心此舉成為全國民眾關注焦點”。（《第一財經日報》12月13日）

地方“試水”官員財產公開，確實是在為即將到來的改革“摸石頭”。低調而謹慎的試點，擋不住幾成共識的大勢。一方面是近期的“表哥”、“房叔”等事件，令民間吁求建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呼聲再次高漲﹔另一方面，十八大后高層釋放出的反腐信號令民眾備感樂觀，以財產公開完善相關制度設計的預期更為強烈。

事實上，從鄉村到區縣，從阿勒泰到廣東……地方版的官員財產公開呈現出三個基本特征：基層化、低調化、密集化。試點地區越來越多，有記者根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2009年至今，我國已有29個市、縣涉及官員財產公開試點改革。然而，這些試點的地方基本又多是刻意低調，或左顧右盼，或謹小慎微。而且，這些試點基本集中在權力構架的最底層，即民眾眼中的“淺水區”。

地方村干部稱，“我不過是一個芝麻綠豆官，憑啥子把我的財產公示出去”——這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既然公開是一種義務，盡管尚未法制化，按照權責對等的邏輯，“公開先從村干部做起”，顯然就有失公允﹔再說，又不是富裕地區、拆遷地區的村干部，其尋租或權力交易的概率太小，那這種公開的監督意義，恐怕就真的成了晒隱私了。

這裡其實有兩重擔憂：一者，作為被公認為硬骨頭的“財產公開”，自上而下遭遇的梗阻能自下而上地紓解嗎？早在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將《財產收入申報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規劃，但未能實際進入立法程序。此后，相關規定並不鮮見。遺憾的是，剛性有序的律條基本被虛置。阻力不在於技術，恰在於公開的勇氣與監督的壓力。單項規定都不足以破解這一迷局，村級干部的財產公開，道德意味十足的努力，又能累積多少“螞蟻的力量”呢？

二者，財產公開已經“試水”了很多年，有些探索都已經“過了河”，可一些人還在假裝“摸石頭”。從財產公開試點的情況看，有的人走茶涼，有的曇花一現，有的邊走邊看，有的走走停停。好的舉措，又怕民眾聯想，進而倒逼成輿論壓力﹔形式的做派，又怕民意臧否，還落得個好心辦壞事的委屈。於是這些試點，主要仰仗官員自覺，因為缺乏監督和問責體系，而推進得踉踉蹌蹌——既摸不到真正的“大石頭”，又在河裡趟了太久而被民眾詬病“不清爽”。

說到財產公開，有人總喜歡將之劃入敏感話題。殊不知，即便從公眾的好奇心而言，越是吁求知情、越是遮遮掩掩，反而增加了非常態反腐的“花邊新聞”，也讓本來清白的大多數官員的合法財產被妖魔化。值得提醒的是，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等機構日前發布了《上海法治藍皮書》，數據顯示，近八成干部對財產公開呈積極態度。

這樣的聲音，值得懷胎多年的公開制度好好思量。畢竟，財產公開不能總在水淺處摸石頭，上岸的時間也該倒計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