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商務印書館是世界三大出版商之一。資料圖片

《民國出版史》 吳永貴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歷史是不容割斷的，但在今天的記憶或歷史讀本裡，難得看見完整的歷史鏈條，很多事實的碎片猶如浮塵，隨風而逝，瞬間無影，像沒有發生一樣。即便受過正規教育的大學生、研究生，也難有正確的歷史觀和完整的發展觀，對近60年的歷史不甚了了，對民國的歷史更是知之甚少。

　　吳永貴寫《民國出版史》，不完全是他想把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晒”出來與人分享，還在於“晚清以降的近現代時期，正是我國近代意義出版業的發生與發展階段，對1949年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業產生了綿延影響”，對其發展脈絡進行細致梳理，理應成為當今出版研究的重點﹔更有“發思古之幽情為了現在”的沖動和緊迫，一種戰士欲上戰場的責任和勇敢。《民國出版史》的出版，給了出版人重新發現、重新認識、重新評價民國出版的機會。

　　綜觀民國出版，不僅“它的多面與多元”，“為后人作未來憧憬和假設時，有較為豐厚的礦脈資源可供開掘”（《序》），而且“在這一急劇變革的百年歷史時期裡，誕生了一大批有影響的出版機構，產生了許多有作為的出版家，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經營才干、體現出來的出版精神和所作出的出版文化貢獻，都值得后人去認真思考和大力借鑒。這樣一種歷史與現實的對接，使近現代出版史的學習，又多了一層學術之外的現實意義”。

　　文化人辦出版

　　民國時期先后出現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七大出版機構以及新潮社、北新書局等八家有影響的中小書局，本書用很大篇幅記述了他們的經營發展情況，重點介紹了張元濟、王雲五等十多位大書局的重要出版人物以及魯迅、巴金等十多位有影響的編輯出版人物。當時的商務印書館是世界三大出版商之一，很多出版機構的一份獨立與自尊，出版人物的一份銳氣與敬業，都讓人感受到一份令人神往的出版精神和文化情懷。人們在總結其原因時，“文化人”辦出版是一條重要經驗。這裡所謂“文化人”，是有文化自覺的人，有文化理想追求的人，他對文化有虔誠感和敬畏心，對企業有榮辱感和責任心，對出版有親切感和使命感。他的底色是文化人，這與他講政治、講經濟、講效益並不矛盾。反觀近半個多世紀來，我們缺少出版家、編輯家，也與缺少真正的文化人辦出版有關。社會忘記了出版存在的價值是對文化的傳布和文明的傳承。賺錢是出版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才能更好地履行文化使命，但若以賺錢為終極追求，是對出版生態的最大破壞，出版本應有它更高的精神追求和更大的文化目標。

　　出版技術的變革

　　吳永貴堅持將科技進步帶來出版技術的飛躍性變革作為劃分出版發展階段的主要依據，這是他撥開層層繁雜，對中國出版發展進程的獨特理解。他在先前主編的《中國出版史》后記中說：“新出版技術不僅帶來新的文獻生產方式，它還同時帶來新的文化傳播路徑和新的閱讀接受狀態。因此，我們在出版史的宏大敘事中，就不能不格外關注技術因素對出版新范式所產生的拐點性影響。當然，在拐點與拐點之間，諸如政權的嬗遞，政體的變更，思潮的起伏，文化的運動，教育的展開，乃至經濟的變化，都會投射到出版經濟與文化活動中，從而在出版歷史長河裡，形成圈圈漣漪，或掀起陣陣風浪。凡此種種，共同構筑了數千年生生不息的出版時空大背景。”所謂“拐點”，或改變發展方向，或加速發展進程，動力都來自科技進步帶來出版技術的變革，這是當下出版人感受最深的。來勢洶涌的數字技術正有橫掃傳統紙質出版之勢，科技與文化的融合已經極大地豐富並改變著出版的業態、面貌、方向，也由此演繹出中國出版發展迥然不同的四個歷史階段：抄寫時代、版印時代、近現代印刷技術引進和應用時代、當代以數字出版為標志的全媒體時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以科技進步即出版技術變革帶來的新出版業態為依據，是對出版發展規律的科學揭示和把握，避免了以朝代或政權更替為出版劃分階段的簡單做法，讓出版回歸到文化本質，有利於維護出版學科的獨立性和人文品格，開展正常的學術交流，更提醒今人要抓住科技進步的重大時刻，加速科技與文化的融合，以科技為動力推進當代出版的科學發展。

　　出版市場化的借鑒

　　市場化是出版企業做強做長的必由之路。出版企業是以出版為內容的企業，做企業就應該像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市場競爭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從市場競爭中獲益，以優秀出版物贏得讀者。吳永貴認為，“民國書業以民營為主，在商言商，競爭激烈，並在市場資源配置下，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門類”（《后記》），“形成了十分可觀的出版產業。資產規模前五位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局，均是股份制形式的民營書局。他們在市場為主導的出版環境中，審時度勢，關注對手，把握商機，銳意經營，終於做大做強。這樣的出版生態，有的是競爭，少的是壟斷，靠市場配置資源，憑實力排名座次。要想在對手如林的出版領域一直保持領先，做到青山不老，出書就不能不格外嚴肅認真”，“更需要愛惜羽毛，更需要關注長遠”，“前期種下的良好社會聲譽，轉化成了長遠的經濟效益”（《序》）。這些成功的經驗，“對當前的出版市場化改革，不失借鑒意義”（《后記》）。

　　當前文化體制改革已經進入后集團化時代，但現代企業制度還遠沒有建立起來。當務之急，是要革除跨區域、跨所有制、跨行業發展的政策壁壘，通過資本運作和股份制改造，將國有出版企業徹底市場化、公眾化，在依法經營的規范下，放手讓出版企業“走出去”，自主運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