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一口人，換不回四斗糧

“我的筆記告訴我，我只是在報道我所見到的、所証實的事實……狗在路上啃人的尸體，農民趁夜色降臨后尋找人肉，每條公路上都有棄嬰在號哭、在死去……”

白修德的採訪之路，始於1943年初春一個寒冷的黎明。他與《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從潼關（河南進入陝西的必經之地），逆著逃荒的滾滾人流，深入河南腹地。

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單一的，一家一戶所組成的、成群結隊、一眼望不到頭的行列”，空氣裡彌漫著小便與汗液混雜的味道，破舊的火車車頂上擠滿了人。不再指望回家的受災民眾，把最值錢的衣服穿在了身上，一片黑藍色中有一點紅，那是一名婦女污漬斑斑的嫁衣。

慘烈的死亡場景隨處可見。白修德看到，粉碎流血的斷肢殘臂，散落在鐵軌旁，那是沒有扒住火車而不慎墜落者留下的痕跡。一個母親把兩歲的孩子煮熟了充飢，另一位父親也殺死了親生骨肉，然后囫圇下肚，還有一家人把軍隊交給他們收容的兒童，啃得干干淨淨……

1942年，河南夏秋兩季沒有下一滴雨。劉震雲的外祖母回憶，“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煙”。農民收獲的糧食僅有往年的三成，其中絕大部分又被抽了稅。到年底時，樹皮幾乎被剝光，草根也已被挖完，“豬盡是骨頭，雞餓得連眼睛都睜不開”。

百姓則成了一副副喘氣的骨骼模型。沒法扒火車逃難的，扶老攜幼，獨輪車父推子拉，六七十歲的老夫妻喘喘地負荷而行。在絕望中，有男人殺妻棄子，然后投井自盡。

一位90多歲的老太太還記得，她的二叔餓昏在路邊，飢民跑過來，割前者身上的肉吃。二叔疼醒了，慘呼：“我還中（還能活下去）”，得到的回答是：“你不中了，救救我吧。”

根據國民政府的統計，1942年，旱災與蝗災襲擊了河南全省110個縣，500萬人受災。在人販子那裡，婦女的售價跌了九成，壯丁的售價跌了三分之一，賣一口人，換不回四斗糧。

在家鄉的麥秸垛旁，劉震雲遇到了曾親歷飢荒的老者郭有運。老人嘴已漏風，劉震雲還是盡力聽懂了他在逃荒路上的遭遇：一家六口人，剛上路，他娘就病了，為了治病賣了小女兒，可娘還是死了﹔走到洛陽，大女兒患天花去世﹔扒車去潼關，兒子掉到火車輪下軋死了，最后和老婆到了陝西，給人放羊為生，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著人販子跑了……

“我逃荒為個啥？為圖大家有個活命，誰知逃來逃去就剩下自己，我還逃荒干什麼？”郭有運禁不住潸然淚下，“早知這樣，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還能死到一塊兒……”

國家拋棄了自己的百姓

無數像郭有運那樣的普通中國人掙扎求生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進入相持與轉折階段——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日本在中途島海戰中落敗，蘇聯在斯大林格勒的廢墟中堅守，納粹德國密謀“最終解決”猶太人，毛澤東在延安開展整風運動……

這些，也許才是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最關心的。實際上，與眾多留駐史冊的大事相比，發生在中國腹地的飢荒在當時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過后也沒多少人願意回味。

然而，在這場悄然無聲的災難中心，白修德多次目睹了權勢者的丑陋：“軍隊強行從農民那裡搶走糧食﹔省政府在當地軍隊的威脅下，試圖封鎖消息，不讓任何人走漏風聲。……中央政府提供的賑災資金是2億元，實際上它們根本沒有到達災民手中。”

同一時期，“中央社”依然宣稱，“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糧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征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

了解真相的《大公報》主編王芸生在憤懣中寫道，“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這篇社論一出，《大公報》旋即被當局勒令停刊。

彼時，幾十萬中國軍隊駐扎在河南嚴防日軍進犯，這麼多官兵的糧草，全靠當地自行解決。白修德遇到的農民忍不住告訴他，每畝地產15斤的糧食，抽稅要抽13斤。

美國駐重慶領事館秘書、后來成為“中國通”的謝偉思，也在一份發回華盛頓的報告中寫道：“在少數地方，（當局）顯然使用了軍隊對付人民。吃著榆樹皮和干樹干的災民，被迫把他們最后一點糧食種子交給稅務機關。身體虛弱得幾乎走不動路的農民，還必須給軍隊交納軍馬飼料。這些飼料比起他塞進自己嘴裡的東西，其營養價值要高得多”。

而在河南，面對“橫征暴斂”的指責，一名軍官對白修德坦言：就算老百姓餓死了，這土地也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國家就會變成日本人的。

另一方面，身處大后方的蔣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報災電，被他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河南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大會上，聲淚俱下地講述河南災情，也沒得到任何實質性回應。

也有人指出，彼時的河南隨時可能失陷，在國民政府高層看來，“不能讓糧食資敵”或許比災民的生死更重要。無論原因為何，冷冰冰的結局是：被國家拋棄的百姓，除了忍飢挨餓，就是背井離鄉，最終，約佔全河南省十分之一的人口投入了死神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