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再談元、明帝國南北差異的博弈整合。

繼遼、金、西夏之后，蒙古鐵騎南下，建立了統一南北的元王朝。元統一后“南不能從北，北不能從南”（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1《論治法》）等抵牾差異依然存在，甚至在國家制度層面亦呈現南、北制因素並存博弈的狀況。蒙古草原制度與金朝后期漢法制度混合體的“北制”，更是始終充當元帝國的制度本位，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長期發揮著支配作用。相對於江南南制因素的北制表現為：職業戶計制與全民服役，貴族分封制與驅口制，官營手工業的重新繁榮，儒士的邊緣傾向與君臣關系主奴化。元朝社會經濟整體上的發展進步，唐宋變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賴於國家統一條件下南、北制因素的融匯互動、博弈整合，唐宋變革和晚明及清繁盛之間“過渡”或整合發展，同樣是在此類融匯整合中逐步得以實現。不過，元統一后上述博弈整合，呈現為北制向江南的推廣、南制因素遺留及部分上升且影響全國等較復雜的互動過程。由於元政權北制因素的過分強大，元統一后整合的結果，總體上北制因素佔上風，南制因素依然居從屬。

朱元璋曾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旗號，重建了漢人為皇帝的明王朝，也採取過定都南京，懲元末權臣和貪贓之弊，廢中書省和丞相，以三司取代行省，創建衛所取代部族兵制，以及“黃冊”和“魚鱗冊”等新制度，力圖較多擺脫蒙元舊制，使國家體制恢復到漢地傳統王朝的形態上來。但不容忽視的是，朱明王朝又自覺不自覺地繼承了頗多的元朝制度。這與朱元璋、朱棣父子帶有個性色彩的南、北政策及朱棣遷都燕京都有密切關聯，客觀上更是元朝覆滅后所遺留的社會關系、文化意識等潛在影響使然。如果說朱元璋實行的是半南半北的政策，眷顧中原北地的傾向尚帶有偶然或不穩定性，朱棣就與其父顯著不同了。朱棣“靖難”，以燕京和北直隸充當根基地，其軍旅精銳包含蒙古朵顏三衛等，又殘酷鎮壓建文帝勢力，自然容易站在建文帝南方本位的對立面，遂導致“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等政策（《明史》卷177《王?傳》），導致其封爵燕王，肇興且起兵燕邸，最終遷都燕京等以燕京北地為基業所在的新體制。又兼他七次親征大漠蒙古時難免受草原習俗及主從關系等影響。其結果，朱棣實行北方本位政策，就形成政治驅動頗強，主、客觀綜合支撐等較為成熟、穩定的態勢，而勢在必行了。明朝的軍戶制，“配戶當差”戶役法，官府手工業和匠籍制，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及誅殺功臣士大夫，等等，都可以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都是被朱元璋率先多半保留變通，后又被朱棣等略加改造而長期沿襲下來。換言之，朱元璋、朱棣父子，特別是朱棣個人經歷和政治文化心態等偶然因素，嚴重地影響了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整合及走向，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佔優勢。明中葉以后較前期明顯改變，南、北制因素開始實施另一次的整合，而且是改而以南制為重心。主要表現在：募兵制逐步佔據主導，“一條鞭法”取代“配戶當差”戶役法，民營納稅淘汰匠役制，等等。尤其是萬歷九年（1581年）的“一條鞭法”，應該是南、北制因素的再整合的關鍵。某種意義上，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條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壓倒北制的“裡程碑”。然而，在某些領域內北制因素或改變無多，或依然如故。尤其是伴當仆從隸屬，籍沒制及賤民遺留，對明代朝野的影響普遍而深刻。